《在内部见到的苏联》（八）

也为西方的情调所吸引
苏联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不是只羡慕西方的“货物”，而且对西方的精神财产，说得深奥些，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看来也是深感兴趣的。
青年人热中于西方的爵士音乐。因为唱片很难买到，所以利用录音带从一张唱片，一次又一次录音。这是盛行的做法。外国人从西方带来的高级录音带是青年最羡慕的东西。
苏联的餐厅大体都有乐队演奏，在吃饭的同时可以跳舞。青年人非常得意地跳狂热舞、摇摆舞，等等。爱看西方的影片、文学
人们都喜欢看法国、英国的影片。那些“十六岁以下少年儿童不准看”的性电影，更是博得好评。据说，一九六八年初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前，莫斯科的书店少见地出售了一些西方作家的小说（俄译本），两天功夫就卖光了。我要年轻的知识分子举出一个他所喜爱的作家，许多人都举出托尔斯泰，同时举出海明威。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走
据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生说，哲学系学生普遍感兴趣的讲座是引起新的求知欲“现代外国哲学”和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而且能够发挥高度思考力的
“逻辑学”等。当局要求最努力学习的“科学共产主义”讲座却没有优秀的专业学生。
我原以为在超过了资本主义而正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苏联，人们已经抛弃并克服了所谓资本主义民众的“爱好”，培养起了新的兴趣，但是在苏联民众中，所谓进步却原来就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观念意外地强烈。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论中讲的是“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文化遗产，但我感到现在的苏联则是不加批判地吸收。
以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博士为首，苏联知识分子集团打出要求“知识自由”的旗号，向当局要求“获得情报的自由”、“言论行动的自由”和“政治民主”。他们的主张也有以矛盾百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为理想并且加以崇拜的现象。而西方却已认为民主制度是有名无实，徒具形式的了。消息不足
作为新闻记者最头痛的事情莫过于苏联所报道的“消息”既少又慢。在这个国家，一切消息都置于国家（乃至党）的控制之下。那些被判断为报道无益的消息，我们也好，苏联市民也好，就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举例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只是在第三版（国际版）的右下角位置，不加标题，仅用两行十个词报道这个具有历史意义（我们是这么认为的）的事件。至于卫星的重量、轨道角度、周期等一切资料则一概被删掉了。恰巧当天傍晚，中国驻苏使馆举行鸡尾酒会，我也接到了邀请。这种冷冰冰的报道遭到了大使馆人员，前来聚会的法国、英国、西德、东欧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取笑，成了增添酒兴的材料。
西方记者之间开玩笑说：“最重大的新闻是《真理报》不登的新闻，次等重要的新闻是《真理报》登在报屁股上小得可怜的新闻……。”
看来，苏联的宣传机关在报道消息时首先考虑它会给群众以什么影响并引起什么反应，然后再选择消息和加以编辑。它不是充分地提供素材本身，判断则由看消息的人自己去作出；一手垄断广泛的情报的国营新闻宣传机关向群众只发那些它判断“可发”的消息。
最好的事例是一九六三年起中苏论战公开化以后苏联宣传机关对待中国的主张所采取的态度。有一个时候，《真理报》几乎每一天都刊登强调毛泽东路线出了偏差的大块文章。但是，记得苏联民众直接看到中国的“反苏文章”只有一篇，就是在中国再三再四的要求下，《真理报》刊载了（同一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除此之外的许许多多篇中国的“反苏文章”自不消说，连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也不准民众自己阅读，而后判断中国究竟是怎样“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宣传机关让民众光是读批判毛路线的文章。
中国则把苏联的说法也当作“反面教员”，不断地在报纸上刊登，在论战开始以后特意陆续地出版发行了《赫鲁晓夫反华言论集》。
中国的这种态度和苏联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六九年春季，在阿穆尔河达曼斯基岛（珍宝岛），苏联和中国的边防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以后不久，对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时，一位参加示威游行的青年在队伍解散时抓住正在采访的日本记者问道：“我们今天进行了这样的示威游行。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外国记者，一定知道吧！”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