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二）

进口货高级
在莫斯科的一家餐厅里，我偶然和一位穿着雅致的姑娘同桌，在闲谈中顺便问了问。
“你的衣服真不错，什么地方做的？”
“比利时。”
“‘提包也很漂亮啊。”
“这是意大利的。”
“那么鞋呢？”
“捷克斯洛伐克的。”
此外还有类似的体验。你一问：“这是苏联造的吗？”对方就很不高兴地说：“别开玩笑了！是法国制的。”看来，认为“进口货”高级而苏联货“蹩脚”的观念还非常强烈。苏联当局自己也完全承认服装质量不好，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曾经配上漫画，举出不能穿用的服装为例，严厉地申斥了制造工厂：洗了一次，黑色工作服褪色变成了灰色工作服，裤子缩短了十四厘米等等。在莫斯科“搜寻枕头”
我在莫斯科住下以后第九个月，决定把妻子和孩子接来。添置床、毛毯、褥子等用具以后，我委托保姆安娜买三个枕头。安娜中午过后就出去买，到天黑才回来，她说：“现在莫斯科没有枕头”。她说先到红场的国营百货公司，然后去中央百货公司，直到莫斯科河沿岸的日用品市场，腿都走僵了，可是哪里也没有枕头。
最后，我托两个保姆买，她们从相识的俄国人家里，由每家让给我一个用旧的枕头。我一家在莫斯科的生活斗争竟先从“搜寻枕头”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抢购食品
谈谈饮食方面吧。在莫斯科，主食面包和黄油，还有牛奶和牛肉是总有保证的。但是，猪肉和鸡肉就很少见。尤其到了冬季，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经常缺货。
我和一位俄国妇女一道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时候，在休息时间到楼上的小吃厅去喝咖啡。可是这位妇女却马马虎虎地喝完咖啡，就在餐厅里到处乱串，买水果、糕点和巧克力糖。她完全不谈对刚才看的芭蕾舞剧的感想。她辩解说：“请原谅，因为有许多外头不卖的东西……。”
铃响了，在回到座位去的路上，我探头看了看乐池。女演奏员们人人都带着网兜来。象是包着食品的报纸包装满了网兜。她们也不放过到大会堂演出的机会，抢购“特别配给品”；把提包放在座位旁边，边上放着网兜，不慌不忙地拿起小提琴来奏出《天鹅湖》的乐曲。为喝一杯咖啡而排队
六八年冬季，教育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东京来了。他想看看设在莫斯科的银座——高尔基大街上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营的“青年咖啡馆”，我们就抱着希望去了。暗沉沉的门外有二十来个青年排着队等开门。这是一个象要下雪的夜晚。我们试叩了一下从里面锁着的门，把外国记者证给出来的看门人看，请他“破例放我们进去”。他把门开了一条缝，摇摇头说：“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店。要破例进来，就得带中央委员会的许可证来。”我们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地回来了。
“青年咖啡馆”不仅这一处，好几个地方都有。不过门口经常排成队，因为同顾客人数相比，座位非常少。菜单上没几个菜
我好容易搞到了一流餐厅的座位，一看菜单，品种很少，许多菜只开列了名字而没有价格，就是说没有这个菜。由此可以推测一般的莫斯科市民的饭桌上是不会那么丰富的。几次应邀到俄国人家里作客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到了冬季，蔬菜和水果就更加少了。
六九年冬天，我和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在大剧院看了芭蕾舞后，到剧院对面首都饭店付美元的小吃厅去吃点心。吃过肉菜后，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想吃黄瓜”。订菜后，送来了一根圆圆的绿黄瓜，装在一只盘子里。我们用刀切成片撒点盐就吃开了，吃了一根黄瓜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她问：“够了吗？”我回答说：“我已经够了。”于是，她便动作敏捷地把吃剩的黄瓜装进了手提包。大概是带回家去让家里人都尝一口吧！食品公害绝不存在
在苏联的饮食生活方面不可忘怀的是，没有着色食品和有害食品。举例说，冰淇淋的价钱虽然要比日本的贵一点，但是用纯砂糖，味道正，而不象日本用化学甜料。苏联的牛奶，不管是纸袋装的还是瓶装的，不大好保存，三天一过，脂肪就会分离出来，我单身过日子时常常为牛奶容易馊而发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也许是因为没有多余地使用防腐剂的缘故。
在日本，为了降低成本和促进销售，厂商用尽了化学甜味剂、着色剂、漂白剂和防腐剂，人就感到自己处于有害食品的包围之中。因此，我从这样的日本来到莫斯科，能够吃到可以放心地吃的一切食品，感到很高兴。和花色品种稍微少了一点相比较，每天能够吃到绝对安全的“天然食品”，这或许可以说是奢侈吧。（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