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工党议员迈克尔·米彻谈访华观感

【本刊讯】英国《旁观者》周刊在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一期上刊登英奥德姆工党议员迈克尔·米彻写的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中国：以毛的思想为思想》，摘要如下：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表现了一种压倒一切的现象的话，那就是意识形态统治了经济。它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来，尽管当你看到一群群中国人千百张凝视着的面孔都是高深莫测的时候，你会怀疑毛的思想究竟深入人心有多少。大概哪一界也没有教育界在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思想冲击的影响更大。考试取消了，选拔大学生的时候，现在最有优先权的是那些二十三、四岁，在工厂、公社或军队里有过实践经验的人。现在，个人申请得通过这些组织里共事的人们的会议，然后再经有关的上级政府机关批准。标准不再完全依据学生的优劣了。
对社会进行伟大改造的宣传到处都是。在北京中心，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耸立着装饰在高柱上的中文大字标语，它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传统风景区的杭州，游人泛舟的湖边，从飞机场到市区的大道旁，甚至在广州的动物园里，口号都是一样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广播喇叭，通过有线广播，每天早晨两小时，吃午饭时一小时半，晚上还有两小时来收听节目。精神食粮的菜谱是摘自人民日报上的各类新闻和毛主席思想，中间有北京乐团的军乐插曲。
思想改造的过程从很早就开始了。在北京附近的一所棉纺厂幼儿园里，儿童使用的读本全是描绘革命场面的，一开始是地主鞭打农民姑娘和年轻的雇工，到末尾是英勇的共产党队伍冲上前去。歌曲和舞蹈集中表现爱中国、爱毛。
即使经济也得服从于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制止技术挂帅思潮的滋长，而这是以全国生产从一九六六年到六九年停滞不前和举国工业、交通崩溃为代价而取得的。上层行政管理机构是精简了，可能手术刀却成了大削大砍的工具，以致许多重要的国营计划机构依然陷于混乱状态之中。
关于在上述情况下产生的意识形态至上论——在西方对此持反对意见的颇不乏人——其原因有二，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在适应人们的心理上也是做得无微不至的，不过是做得巧妙得多就是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既然中国革命正集中在缔造社会主义觉悟上，意识形态必然会占统治地位。但是使西方人士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宣传的生硬而不是宣传本身。可是不管技巧如何，意识形态冲击和文化革命的成果是足以使人目瞪口呆的。
一开始中国就消灭了贫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好象说起来挺奇怪似的，因为人们可以照样辩论说中国到处是贫穷的。可是这里所指的中国贫穷不是那样令人感到屈辱的，而是令人感到奋发的，生活水平低和经济不发达是公认的，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象社会学家所谓的相对的剥削，并不是这样的贫困，才使得情况变得那么可憎和不合理，而相对剥削已在中国消灭了。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贫穷在整个中国是一个永久的伤疤。农民现在还愿意把从前挖树根煮了充饥的日子和现在的处境相比。现在，在中国没有乞丐——那种在加尔各答、布宜诺斯艾利斯、雅加达甚至香港附近亚伯丁区大街上托钵行乞的屈辱现象都看不见了。
失业现象是由于实行相对孤立的经济和集中统一计划而消灭的。当已婚妇女一般都就业（与男人同酬），这就意味着就业制度不仅实际上消灭了收入的极端不平等，而且更重要的是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在必需品开支之外，还有合理的节余。甚至在今天对这个政权反对最力的人也都承认中国简直没有什么犯罪案件。恐怕这是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在这里，旅馆房间不必加锁照样安全；在公共场所丢了钱包，只要认得出主儿来就几乎可以肯定会送交原主。与西方盗窃案件数字来比是绝对的。
还有关于革命后妇女的任务和地位的巨大变化，中国有句老话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从这句话就看出来从前妇女的地位。妇女甚至得缠足做为服从丈夫的象征。今天，她们不仅享受同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且还常常担任管辖各种组织机构的革委会主任。
在这次意识形态运动中，任何地方也没法比拟的最基本的成就恐怕就是消灭了级别界限。鉴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中国半封建社会里极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一种惊人的改造。除极少数人外，所有白衣领的工作者——行政人员、大学教职员、经理们，还有其它人——都得按期下到工厂车间或农村人民公社去劳动锻炼。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用代价来取得的。毫无疑问，最大的局限性是在劳力的安排上，它已经导致几十万人横跨全国，调出了两千英里那么远。
少数人必然会感到苦闷，可是看来多数人是服从这种劳动安排的。我们偶然碰到了一位教西方社会学的教授，他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刚从乡间工作了十四个月之后回来。他是自愿下乡的。当我们追问他是否缺乏选择的自由时，他坚持说：“西方的自由是个人利益，而我们的自由是群众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