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文章：悼念亡友拉宾

【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１月１２日文章】题：我的已故的朋友（作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我是在１９６７年“六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与伊扎克·拉宾会晤的。当时我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应邀到以色列发表几次演讲，其中有一次，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后，拉宾和我步行穿过特拉维夫的一些街道去共进午餐。那是在他打了漂亮的胜仗之后，因此，人们都跑来同他握手，有的人还拍拍他的肩。他似乎并不在意人们对他的关注。
当我们都在华盛顿任职时，我们成了密友。但是，对一位沉默寡言、不愿把感情强加于人而又对事事都深表关心的人，人们如何描述同他的友谊呢？拉宾是温文尔雅的人，但是却铁着心采取引人注目的强硬行动；作为军人，他很不情愿地弄懂和平的基本原理。由于把毕生的精力为国家的安全效劳，他深信以色列的长远安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积蓄军事力量。
从拉宾的葬礼可以看出，他是何等成功地把安全问题提上道义的高度。就在三年前，人们无法想象两位阿拉伯国家首脑、俄罗斯总理和美国总统会在耶路撒冷当着几乎所有欧洲政府首脑的面一起颂扬以色列总理。
拉宾是最不愿用以色列的实力来换取国际上的赞许的。他是非常明智的军人，因此懂得道义上的共识本身就是实力的重要因素。这对以色列同美国的亲密、微妙和必不可少的关系来说尤其如此。
拉宾勉强进入了和平进程，原因是怀疑领土现状会有变化。１９７３年战争之后，他深信以色列应努力管好其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由于认识到以色列需要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他参加了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谈判。最初，他的动机基本上是出于战术考虑。但是和平进程的声势日益壮大——主要是通过１９７９年同埃及签订全面和约、１９９４年与约旦签订全面和约，以及费了很大力气最终在１９９４年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实现突破。于是，和平成了拉宾的使命。
道路并不平坦。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拉宾痛恨用在领土上得到有形的好处，换取国际承认和缓和阿拉伯的敌对情绪的无形的好处。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要求以色列作出的让步是永久性的，而对方的贡献是无形的，很容易被勾销。
拉宾从不花言巧语地把和平描绘成天堂，在那里，所有的紧张关系都将奇迹般地消失。作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一生经历的斗争发生种种变化。但是，如果拉宾曾经动情的话，那就是当他谈到在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和在以色列无休止的战争中消失的许多家庭。他没有许诺可以停止这种努力，他愿为结束流血而作出贡献。他既没有描绘出天堂的美好前景，但也不甘心于遭受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厄运。
拉宾在追求那种目标时所面临的现实是：以色列和西岸的阿拉伯人之间相互影响问题只有三种解决办法，一是并入以色列，二是给予某种殖民地地位，三是实现意味着具有某种国家地位的自治。第一种做法遭到以色列和阿拉伯社会的反对，至于给西岸以殖民地地位，肯定会使以色列面临只有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可以与之相比的孤立局面。因此，实行自治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我和拉宾的想法是相同的。当我头一次看到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的协议时，我担心将成立的巴勒斯坦国会成为恐怖活动的集结地，恢复１９６７年的边界会使以色列无法防御。我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都这么说。拉宾从未对这些危险提出异议，但是他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衡量这些危险。就是说，是冒着这些危险呢，还是选择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和与美国的关系逐渐疏远的情况下打一场永久的战争。不管西岸的法律地位如何，他决心利用和平进程来划定与约旦的边界和朱迪亚山的边界，后者是以色列不会放弃的。他企图通过同约旦结盟来抵消遭受恐怖活动之害的危险。在推行和平进程中——拉宾打算在今后许多年里全力以赴地推进——他指望提出一种共处的模式，以鼓励巴勒斯坦人行动克制，并让阿拉法特有实行克制的动力。
以色列的环境只许人们在复杂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拉宾的所有目的并非都在他在世时达到，但是，他朝那些目标慢慢地前进。在他遇害前两周，我曾同他长时间地共进午餐。他以讽刺的口吻评论前不久人们对他的攻击。拉宾说，他认为约旦和以色列能够共同防止西岸成为激进的地方，或使激进的巴勒斯坦实体失去作用，如果出现这样的实体的话。他深信能够达成远比１９６７年的协议更加保险的军事协定。如果和平进程陷于停顿，这种间歇将使以色列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拉宾曾经是老战士，从战场上懂得和解的必要性。同所有的伟大政治家一样，拉宾能够把他的设想变成逐步采取的措施，以及分阶段实现其目标。同摩西（《圣经》中的古代犹太人领袖——本报注）一样，他没能活着到达迦南（《圣经》中说，上帝答应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地方——本报注）。但是他的目标已接近实现，特别是如果他的继任者不仅忠实遵照他的设想去做，而且还按照他的分析判断去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