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国外交”感到焦急不安》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九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新井七日发回的一篇述评，题目是《苏联对“中国外交”感到焦急不安》，摘要如下：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领导人的行动违反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利益，使帝国主义反动派完全得到满足。”——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上月三十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苏匈友好大会上以十分强烈的语气这样谴责说。
这位总书记这样公开地谴责中国领导人，从今年三月全苏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来，时隔八个月，这是第一次。
其次，在本月二日发表的苏匈联合公报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企图背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利益、破坏反帝力量的团结的中国现任领导的政治路线的危险性”。苏联在这种正式文件中谴责中国，是很久不见的了。
苏联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北京冷冰冰地拒绝了莫斯科特意伸出的“橄榄枝”。不过，也可以认为，除此之外，这还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对最近中国全面的外交攻势深感焦急和危机。
在中国把自己关进国际上孤立的境地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无论北京如何向莫斯科表示敌意，也没有动摇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信心。但是，北京改变了外交战略，它一方面把苏联作为“头号敌人”，继续采取不妥协的姿态，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展开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灵活路线。结果，苏联遏制中国的战略遭到了破产。尽管如此，对于由尼克松访华所导致的美中和解的动向，克里姆林宫也得助于尼克松总统的“平衡外交”，以美苏最高级会谈进行反击，通过种种具体协定使美苏协调路线巩固了下来。在三月份尼克松已经决定访苏的时候，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观察中国的目光还是从容不迫的。
但是，继美中解冻之后，自由世界对华接近的“雪崩现象”超出了苏联的预料。苏联自己没有能够对此采取适当的对策，这就更使克里姆林宫焦急不安了。特别是日中邦交恢复后的日苏和平条约谈判，在苏联看来，已经以“不成功”而告终，这就加深了苏联对日中接近的不愉快感觉。苏联极度警惕拥有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力量的日本被利用来充当中国的政治武器。中国支持日本在和平条约谈判中再次提出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极大地刺激了苏联。苏联对于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谴责逐步升级，甚至做到了像《在国外》杂志直截了当地谴责日中在对苏领土要求上采取“统一步调”的地步。
在这种谴责的背景中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苏边界谈判进行了三年，但是中国毫不妥协，甚至以三年前柯西金、周两总理会谈的保证为根据反对把会谈移到莫斯科举行。另外，自从固定欧洲的边界现状取得成功以来，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似乎始终认为唯独日中两国公然地向苏联提出了领土要求。
中国参加联合国已经一年多了，尽管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作过预料，但是它没有想到北京竟然这样地在每件事情上都反抗苏联。最近，《新时代》杂志以吃惊的口吻断定说：““北京虽然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其外交路线的本质尽是反苏主义。”并且谴责说：“关于解决基本的国际问题，中国领导反对苏联的所有建议，阻挠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莫斯科警惕中国在它梦寐以求的全欧安全会议即将实现的时候——企图拖住苏联的欧洲政策的腿。在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访华的时候，据说中国领导人警告说，全欧安全会议是“企图使苏联成为欧洲的宗主国的策略”。《真理报》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可以认为苏联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政策的目的是防备万一同东边的中国对抗时无后顾之忧，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反击是激烈的。
反之，大概可以说苏联对于北京同西欧各国，特别是同对苏联的欧洲政策态度冷淡的英国和西德在野党联系感到神经过敏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苏联的对华谴责加剧的背后，可能也有这样一种考虑：越南战争结束后在东南亚在影响方面进行一场竞争。莫斯科还弄不清越南停火后中国将在印度支那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但是似乎已经作好了进行一场激烈交锋。
苏联对林彪倒台后的周恩来“现实外交”也曾一度抱过希望，但是目前已经断定，只要毛一周领导体制继续下去，中苏关系就很难彻底改善。尽管如此，恐怕苏联也不会单方面停止边界谈判，或者采取使中苏关系恶化的举动。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断然否定了西方一部分人又私下议论的苏联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的说法，说它是愚蠢的。然而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在本月二十日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将利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聚集一堂的机会，担任谴责中国的“大合唱”的指挥，给人以苏联是正当的印象。苏联加紧谴责中国就是它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