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问题分析家》文章《间谍活动、政治和贸易》

【本刊讯】在英国出版的《苏联问题分析家》十一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间谍活动、政治和贸易》，摘要如下：
同和缓有关的问题很多。当然，苏联的看法是，国际关系的任何缓和都意味着要加紧而不是放松苏联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纪律。在为召开欧安会进行的谈判中，俄国人已经讲明他们断然敌视西方提出的关于两个集团较自由地交流思想和公民较自由地往来的各种建议。确实，且莫说这样固执地拒绝接受“敌对宣传”，对于防止可能的非共产党电视卫星的新要求和就这种卫星发出的新威胁标志着这整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深受和缓运动影响的另一件事情，却没有那么常常为人谈论，那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在国外的活动。当然，国家安全委员会自己在莫斯科高级政治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安德罗波夫当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这个机构比外交部长的影响还要大。尽管如此，象一百多名（苏联）间谍去年被驱逐出伦敦这种事情，结果并未影响（苏联）领导机构对联合王国的态度。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即使从它们自己的职业观点来看，也显然是过分了。的确，在伦敦的数以千计的间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业余性的，他们的许多活动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裙带关系。那就是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同其他政府部门勾结之下给好友在国外弄一个舒适的、虽然是无利可图的职位。
在伦敦的活动在行政上是过分庞大了。且不说这一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参加了苏联在海外的一切活动——大使馆、领事馆、贸易代表团、文化代表团、苏联的塔斯社和新闻社、同当地的亲苏团体进行联系，等等。潘科夫斯基上校曾对我们说，百分之六十的外交人员是这两个机构中某一个机构的专职军官（国家安全委员会占百分之四十，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占百分之二十）。而那些非专职的人员可以随意指定。从苏联驻仰光大使馆叛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官卡兹纳契耶夫也提供了百分之六十这个数字。
在作此巨大而笨拙的努力的同时，也在作一种规模小得多和狡猾得多的努力，即派遣高级专业人员非法住在一个目标国家。除了控制大使馆活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驻节官”（通常的级别是校官或将军）以外，每个机构还保持着一个非法的“驻节官”。这些专业人员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受过几年训练。这种人的人数不多——譬如，据信，每年从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毕业的人不超过四个或五个。一个典型的驻节官就是在纽约的校官埃伯尔。
不难看出，大量的活动在政治和宣传上必然有很大缺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在过去十年，就有六大洲的三十六个国家往往把搞间谍活动和其他有关活动的苏联外交官当场逮捕后驱逐出境了。因为据侦察和揭发，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搞间谍活动，而且有时还搞暗杀；它搞破坏，或策划破坏，并搞政治阴谋
——例如一九七一年三月曾有五个苏联外交官包括代办在内，被驱逐出墨西哥。例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此外，他们还采取无数极其粗暴的“安全”措施，防止苏联人员叛逃。
间谍工作可能说明对苏联的其他利益不利的另一个例子是在经济方面的例子。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方不大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事例是今年夏季在芬兰—挪威—苏联公司发生的。四月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一个年轻的挪威语言学家和译员扬·博格进行了联系。要求他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员进行接触，从而提供合作。挪威《晨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揭露驻在德拉门的该公司总部的几个俄国人显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而据认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挪威的头子维克托·格鲁什科同他们进行了密切的接触。他在事情暴露后离开了挪威。
在过去几年中，俄国给予它的间谍的公然称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它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夸奖他们作的努力。甚至连邮票上也印上了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战前驻在日本的代理人理查德·索格的像。十分清楚，这是最高级作出政治决定的结果，并表明了现领导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