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未完待续）

编者按：苏联反动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部诽谤苏维埃社会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中的主角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旧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仇视革命，仇视新制度，感情卑鄙，思想龌龊，但这个人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这部作品因为内容反动，苏联一些杂志和出版社都拒绝发表。但帕斯捷尔纳克却把它寄给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出版商，帝国主义者得到之后如获至宝，纷纷出版和转载，以之作为进攻苏联，进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受帝国主义者一手操纵的颁发诺贝尔奖金的瑞典学院竟公然把１９５８年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这个苏联人民的叛徒，奖赏他为西方的“冷战”效了劳。
苏联作家协会已经开除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因为他的行动是同苏联作家的称号不相容的。
西方宣传机器围绕“日瓦戈医生”事件掀起了一阵反苏叫嚣，诬蔑苏联“扼杀创作自由”，攻击苏联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这种卑劣的手法是骗不了人的，世界各国进步作家纷纷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动言行和帝国主义罪恶阴谋进行了严厉谴责。
“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是一个心惊胆战的市侩的嚎叫，他因为历史没有走他所设想的弯曲道路而恼怒和恐怖。这部小说的思想是虚伪的和卑劣的，是从颓废主义的垃圾堆中拖出来的。
日本“朝日周刊”刊载了浦松佐美郎编写的“日瓦戈医生”的故事梗概，本刊予以转载，读者可以从这篇反面教材中收到教益。文中的小标题和结束语都是原编写者加的。（一）少年时代
他们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往前走。歌声停了，而他们的脚步声、马蹄声、风吼声，却仿佛在继续歌唱。
行人为这个行列让开了路，他们数了数花圈的数目，并在胸前划了十字。也有一些人好奇地跟在行列后边。“是谁家的葬礼？”有人这样问。“是日瓦戈家。”听到这个回答，那个人便道：“啊，怪不得，这就明白了。”“可不是日瓦戈先生自己，是他太太。”“是谁都一样。愿她安眠。不过这样的出殡倒真够阔气呀！”
最后的一刻很快地从眼前消逝过去，使人感到再也不能挽回了。神父在玛丽亚·尼古拉叶芙娜的遗体上用土撒成一个十字。他们唱起了赞美诗。这以后，就一阵喧骚。棺盖盖上了，钉上了钉子，然后放进墓穴里去。四把铁锹开始铲土。落下去的土象下雨般地在棺盖上发出了响声。不多时就在那里筑起了一座小土山。跟着，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爬了上去。
男孩仰起了头，茫然地望着地面上变得空旷的晚秋景色。在远处可以望见寺院的许多圆形房顶。他的面庞有一个特征，那就是稍微向上翘的鼻子。他的脸悲哀地抽搐在一起。孩子伸长了脖子，如果是狼做出这个姿势，那就是将要长嚎了。但是这个孩子却两手捂住脸，嚎啕恸哭起来。这时刮起了一阵猛烈的狂风，冷雨打在他的手上和脸上。一个身穿窄袖黑衣服的男子，走到孩子跟前。他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恩德尼亚平，是死去的日瓦戈夫人的弟弟，也就是那个恸哭着的小男孩的舅父。他本来是一个神父，但自动申请辞去了圣职。他领着这个小男孩，离开了墓地。
那是１９０１年的事情。男孩子的名字叫作尤里·日瓦戈。他家里有银行、工厂和土地，提起日瓦戈，在莫斯科也是很有名的。但是他的父亲因为嫖女人和酗酒把财产都荡光了，当尤里稍微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家里了。
母亲死后，尤里成了孤儿，他随着舅父搬到伏尔加河附近的一个小镇。辞去了神父职位的舅父在这个镇上的一家进步报馆里工作。有一天，舅父坐马车到秋波利扬卡农场去办事，尤里也跟着去了。秋波利扬卡农场是莫斯科的资本家科洛古利波夫的产业。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式的开明资本家。他对腐败的政治很反感，保护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所农场里也住着这样一些人，尤里的舅父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商量有关出版书籍的事情。
在农场管理员家里刚要喝午茶的时候，在麦田的远处看到飞奔着的特别快车，它小得象豆粒那样。火车突然停下了，从田野边传来了一声长长的汽笛声。他们想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但是仍然喝着茶，继续畅谈。
十一岁的米夏·哥尔顿，随着他的父亲，坐在这一特别快车的二等车厢里。他们是从遥远的沙拉马正要回莫斯科。在长途的旅行中，有一个精神颓丧到极点的人三番两次地从头等车厢来到他们的座位，神经质地向当律师的米夏的父亲问支票啦、产啦等等的问题。并且每次都是在这以后没有多大工夫，就有一个身穿上等衣服、仪表堂堂的、但却令人生厌的男子走来把他领回头等车厢。
在餐车里他拼命向那神经质的人灌香槟酒。最后当这个人蹒跚地走到米夏的父亲跟前的时候，似乎想要说句什么，可是话还未出口，他就冲出车厢的过道，猛然从车门纵身跳下自杀了。米夏的父亲拉了车中的紧急信号绳使列车停下来。米夏从他父亲那里知道了死去的这个人是个有名的财主日瓦戈，而和他一起的那个令人讨厌的人叫做考马罗夫斯基，是一个律师。这对米夏来说，是一个难忘的事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