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情愿的巨人》

【本刊讯】英国《卫报》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不情愿的巨人》，该报编者按语写道：“阿龙
·查尔方特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开始发表通过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能力和意图而写成的一系列报道——他发现中国在西方受到了普遍的误解。”摘要如下：
对于西方的很多人来说，中国的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一个人们带着不安的心情、即使不是带着真正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的问题。黄祸论这个顽症是很难治好的；而且连那些早已不再担心俄国大举入寇横扫到英吉利海峡港口的人仍然在一直作恶梦，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涌进东南亚的丛林，在达尔文港登陆，在澳大利亚停一停脚，以便巩固一下自己的阵地，然后着手征服世界其他地区。
中国人对这一点的反应是谦虚地、并且有些困窘地加以否认。实际上，他们看来是在说，你们认为我们可能占领世界其他地区，真是太夸奖了，其实我们并不想这样作：我们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但是，人们嘴里讲要的东西与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常常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政界人物的话。因此聪明的办法是，越过这个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事务方面公开宣布的政策，而对中国大概将如何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力量的格局作出某种客观的判断。
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一下它的能力和意图是有益的，这两个方面是情报官员对任何潜在的敌人所作的估价中的两个人所共知的因素（而在民族国家的丛林中任何别国，包括亲密的朋友国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就能力而言，中国是一个巨人加幼儿的奇妙的混合体，是一个人口众多、勤劳和有才智的民族，拥有地球上最大的一支常备陆军，但是无论以任何客观标准来衡量，还是按它自己承认的情况来看，它仍然是世界上不发达国家之一。
的确，中国副外长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为了保持一种严格的独立，一部分是由于有意执行一种逐步巩固的政策，中国人在发展他们的工业和农业方面拒绝利用世界其余地区的经验和成就。结果，他们工厂的机器按西方标准来看仍然是旧式的和效率低的。自动化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某些生产程序使得任何研究良好操作办法的专家都失望得流泪。农业实际上仍然没有实现机械化。水稻的种植和浇灌大部分是靠手工干的，普遍使用的农具大多数仍是锄锹之类。
同时，技术专长的发展受到一项刻板的政策的严重影响，这项政策坚持要大学毕业生经常地从事一定阶段的“生产劳动”——在田间或车间工作，以保证他们与群众不失去联系。
但是，在上海的工业展览馆里，可以看到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初步迹象；农业机械化在国家安排的轻重缓急顺序中处于优先地位，而当中国人达到把他们的巨大人力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组织能力用于现代化技术革新的阶段的时候，他们的经济潜力看来实际上是无限的。结论是，在目前，以及在不久的将来，不论中国人的意图如何，他们不具备可以用来发动任何一种扩张主义冒险的经济基础；而且，鉴于他们在今后二十年将继续面临的问题，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希望这样做。
对于他们的军事力量，不易作出堪称精确的估价，虽然有很多专家提出了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统计数字。在漫不经心的观察家看来，人民解放军的样子不怎么好战。在大城市里解放军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守卫着公共建筑物，坐在没盖的大卡车里沿着大街奔驰。只有正在站岗的战士看来带着武器，在公园里和公共场所里战士们利用闲暇在里边散步，他们常常抱着或牵着小孩。在西方军人的眼里，中国军队的服装看来有点不够正规。褐绿色的制服不大合身，也不整齐，而鞋子看来主要是由个人选择、显然是因人而异的；没有军阶标记，也没有区别一个军兵种与另一军兵种的彩色徽章；当军队列队行进的时候，看不出有任何一个人明显地处于指挥岗位。
普遍的印象是，这是一批不成样子的和有些缺乏目的的群众。但是，这是一支牢记长征传统和毛泽东的非正规战思想的人民军队。那些倾向于低估这支军队的人们应当记住，除了它的将近三百万人的现役力量之外，还有一支三亿人的民兵力量，其中许多人配备着武器，并定期地与人民解放军一起训练。也有一些迹象表明，武装部队对待技术训练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
几年前是“要红不要专”。政治可靠比军事效能更为重要，而且有一种有些奇怪的倾向，就认为战术问题可以通过密切注意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而得到解决。然而，现在对纯粹的军事训练强调得多得多了，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同它的数量巨大的后备力量及其在中国人民当中的牢固基础，是一台具有可怕潜力的军事机器。
另一方面，它的装备和部署情况表明了一种基本上属于防御的战略。地面部队主要是步兵，海军大部分是由用沿岸舰只装备起来的，空军配备的是地面攻击战斗机。空运能力是可怜的，兵力的总的部署是防御性的——看来主要是进行守卫以对付北部边界附近的苏联的攻击。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总的哲学看来表明，正如他们的工业基础和军事编制表明毫不准备进行敌对行动一样，他们的意图基本上也是非侵略性的。
他们对待国际事务的方针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因素是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宰地位（按他们的话说叫做霸权）的极端愤恨。他们强烈地认为，这种局面必须打破，而在重新安排力量结构时，他们认为，关键的新成分将是中国、日本和西欧。
中国的很多外事专家认为，日本首相对北京的访问比尼克松的访问意义重大得多；虽然他们对任何关于出现一个中日超级大国集团的说法都轻蔑地置之一笑，但是他们确实没有放弃一种信念，即日中正常关系的发展将提供一股新的强有力的对抗超级大国在远东影响的力量。他们把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统一的西欧的出现看成是在西方提供一支同样的平衡力量的手段。
正是这种多极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对外政策的设想中占支配地位。照他们看来，在创造一个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平等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世界的过程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他们坚持认为，超级大国的行动违背所有这些原则。中国人认为，现在是世界中小国家起来造反，反对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制度的时候了。同时他们拒绝对他们认为是谎言的核裁军谈判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国和苏联永远能够把世界其他地区置于核讹诈之下。
在使西方认为中国的观点威胁世界和平的单个的想法中，起作用最大的大概莫过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常常被完全误解的话了，其实这句话反映了关于革命战争的独特而复杂的哲学，它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几乎是完全不相干的。
今后很多年内看来中国人将完全致力于解决把一场工业革命置于一场政治革命之上的令人生畏的问题。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外部世界的敌对和怀疑，而是它的同情和帮助；他们是否能得到这种同情和支持，将决定他们在变成世界超超级大国之一时如何行事。他们肯定将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即使是不由自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