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文章：《美国在世界上起的新作用》

【本刊讯】美《时代》周刊十一月六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在世界上起的新作用》，摘要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声望也许达到了最高峰；在越南战争高潮时，美国的声望很可能降到了最低点。退休的《外交》季刊主编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在这一期的该刊中写道：“我们在进行战争方面使用的方法使几乎所有的外国的舆论界感到愤慨和厌恶。自从我们在一九二○年退入舒服的孤立地位以来，美国的声望从来没有这样低过。”
连美国的最忠诚的盟国过去也对华盛顿死抱住越南不放的做法感到不安。尼克松和基辛格已开始通过导致同河内达成的协定的大胆、有手腕的最高级外交来重建美国的声望和影响。为了实现他们的有着引人注目的标签的“一代的和平”，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设法限制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集中力量注意大国之间的关系和设法学会同各种各样的共产党政权相处。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卷入越南的局面是早在尼克松政府就职以前流行的一种“过时的对外政策概念”引起的。他说过：“在设法建立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关心的事情不是从世界上撤退。我们正在设法做到继续对世界承担义务，同时又奉行一种使我国在感情上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政策。”
外交手法。尼克松的新政策直接摆脱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冷战时期的僵硬作风和救世主义，后者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基于全国一致认为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说：“六十年代的国外的局势发展使四十年代末期制订的政策变得过时了。越南战争破坏了一致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有好处的（可是代价多大啊），因为它迫使美国人认识这种政策快要过时了，不然他们也许不会这样快地认识的。”
他在谈到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设想时接着说：“意识形态是不会消失的，但它对外的影响将失效；不同的政治制度将共处。大国更关心的将是同其他大国打交道或者围绕着它们进行活动，而不是追求弱国。因此外交手法将重新活跃起来，引起国际制度的变化的原因将再次是采取这种手法的做法本身，而不是‘互相瞪眼’的危机。”
说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的是，政府成功地把越南战争跟美国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分开了。在将来同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打交道时，美国必须机智地避免给人一种印象，觉得它在帮助其中一个，而使另一个遭到牺牲。虽然这种保持平衡的做法有时候也许会变得很棘手，但是它使美国能够远比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发挥更大的影响。
尼克松的重实效的外交造成的戏剧性场面常常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在菲律宾和南朝鲜实行的军事管制也许同美中关系解冻、越南战争结束和意识到美国对亚洲承担的义务日益减少有关。
越南战争结束将使总统有可能在明年访问日本，这是理查德·尼克松所非常想望的另一个“历史上的第一”。他还知道，美国与欧洲的联系也迫切需要加强和重新确定。基辛格事实上已称一九七三年是“欧洲年”，继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明年春天无疑还会对欧洲进行胜利的访问。
但是，为了恢复美国的威信和道义力量，所需要的东西比这要多得多。归根结蒂，世界对尼克松—基辛格的解决办法的评价大概将取决于一个独立的政府是否能在西贡生存下去。它还取决于美国选择什么办法来帮助重建遭到破坏的印度支那各国。
战争已粉碎了两种假定：美国实际上是万能的；美国的力量一贯是用来促进和平事业的；越南战争在粉碎这些假定时，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防御战略。显然，美国不会很快派“顾问”出国进行干涉，更不用说派其它军事力量了。美国也不会那么多地依靠它的武器——特别是它的巨大的空中力量。
美国核武器的数量部分地为条约所冻结。然而，美国将继续改善它目前的武器的质量，同时，它将把国家的武装部队从今天的二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二百万人。除了少数例外，最主要的是在欧洲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担的义务（这个义务可能减少，如果将来与华沙条约国家举行的共同均衡减少军队的会谈成功的话），这些军队将驻在美国地面上。在空中和海下，仍将有装备核武器的美国力量；但是下述神话已被粉碎：这个在技术上极为复杂的威慑力量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对付一个强悍、有献身精神和没有技术的敌人——都是战无不胜的。
美国从在它历史上是最长、代价最大的战争中得到了什么教训呢？很早就批评这场战争的政治科学家汉斯·摩根索说，“善良的意图和物质力量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智慧以及承认我国的经验尚未教导我们的那些限度。”前外交官乔治·凯南（美国遏制政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说，随着冷战的消失，美国将可以集中力量解决象战略武器控制、保持人类环境和“组织国际生活”这样一些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