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报文章：《绞刑架下的报告》为何要删节？

【捷克《红色权利报》文章】题：未经删节的报告
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捷文共出过３７版。它是我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品。尽管如此，过去从未有过全文版本。总有审查者用黑红色笔墨对原稿进行删节。
直到现在才由托尔斯特出版社把它全文奉献于世。
伏契克这部著作的最后部分，即他从狱中传出的第１６４—１６７号手稿，被全文删去，在这部分中伏契克谈到他试图同盖世太保演一出戏。
当时的捷共中央书记斯兰斯基曾说，“为了出版《绞刑架下的报告》，必须改变文稿的结尾部分。”在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８日举行的捷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兰斯基在讲话中颂扬了伏契克，并直接推荐人们读这部著作。
《绞刑架下的报告》出版后，伏契克狱中的手稿一直由他的遗孀保存。苏联获得的战利品档案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伏契克本人、他在狱中的其他情况以及对他的审讯的重要证据。
１９５４年捷共举行十大时，赫鲁晓夫在布拉格逗留期间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当时的捷共中央书记诺沃提尼。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１９６４年２月，伏契克的遗孀曾写信要求捷共中央全文出版《绞刑架下的报告》。
１９６８年曾出现出版伏契克狱中书信真迹的希望。伏契科娃表示愿意提供手稿。苏联入侵后，，类似的希望破灭了。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后，关于伏契克的争议重又复活，因此又产生了全文出版他在狱中的书信的需要。
出版者希望，继《绞刑架下的报告》全文面世后，能再有一些重要的文件问世，阐明伏契克及其周围人士的行为，填补历史空白。
以下是《绞刑架下的报告》被删除的结尾部分全文：
现在或许需要做些解释，我自己为何在一段时间之后开始采取有所不同的做法。
七周来我只字未吐。我认识到，说什么都救不了自己，而只会使外面的同志们受到威胁。沉默使我掌握主动。
但是克列仓交代了。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几个人已被抓到这里，而且又实行了戒严。大批人被捕，不怎么经审讯就会处决。
盖世太保会产生联想：既然万丘拉是共产党，为什么其他人不是呢？为什么斯·科·诺伊曼不是？为什么哈拉斯不是？为什么奥尔勃拉赫特不是？在我面前，他们把这三个人都直截了当地说成《红色权利报》的撰稿人。他们身处险境，随时有被捕的危险。而被捕意味着必死无疑。另外一些人也被列入计划，他们是：奈兹瓦尔、塞费尔特、两位维德罗娃、多斯塔尔，以及我完全不知其因的福雷伊卡和能随机应变的博尔。
假如我在盖世太保面前吐露了心声，我也不会危害他们中的多数人。但现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用沉默能救他们吗？我沉默不语还是积极的吗？这是否消极？
对此问题我必须自己作出回答。我找到了答案。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也并非不知在同谁打交道。在盖世太保这里渡过的七周，我学会了许多东西。我看透了这里的那些万能者，看透了他们的手段，他们的水平。我领悟到，在这里我也有战斗的机会，只是采用同外面完全不同的手段罢了，但意义和目的一样。继续保持沉默意味着不去利用这一机会。现在需要有所作为，以便能够说，不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需要开始演一出高妙的戏剧了。不是为了自己——为自己你必然顷刻失败——而是为了他人。
他们期待我道出轰动的事情。我就给予他们。他们对我说的话抱有很大希望。那我就“说话”。如何说的，你们可在关于我的审讯记录中找到。
结果甚至比我预料的要好。我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另外的方向。他们忘记了诺伊曼，忘记了哈拉斯，忘记了奥尔勃拉赫特等人。他们未再打扰捷克知识分子的安宁。我甚至还使被捕的博热娜·普尔帕诺娃和英德日赫·埃尔勃尔获释，他们的证词可为我作证。不仅仅如此，我还赢得了信任，并继续干了下去。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追捕幻影，这个幻影如同任何一个幻影一样，要比现实更大，更富有诱惑力。而现实是，外面暂可工作，发展壮大自己，以便超过所有幻影。后来我还有可能直接对转到这里的一些案件进行干预，而这些干预“也不是未留结果的”。这是我作为在贝切克宫内的“打杂者”忠实完成的唯一工作。
我因此而推迟了死亡，赢得了也许会有助于我的时光，这种奖赏是我不曾考虑过的。
一年来我同他们一起编写了这出戏，并使自己担当了戏中的主要角色。有时滑稽可笑，有时令人筋疲力尽，但始终使人绷紧心弦。每出戏都有结尾。有高潮、转折和结局。帷幕落下。鼓掌。观众们睡觉去吧！（刘天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