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恢复苏联模式，也不能恢复资本主义模式，自治模式又不行，那么，路在何方？萨格勒布大学一教授说：南斯拉夫应寻找非自治模式自治模式

【南斯拉夫《战斗报》３月１２—１３日合刊报道】题：寻找非自治的模式副题：记者同萨格勒布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杜尚比兰季奇的谈话
记者：可不可以说，已经提出来的宪法修正案同时也是摆脱危机之路和我国的战略体制纲领？
比兰季奇：在公众中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宪法修改会帮助南斯拉夫摆脱目前的经济、政治和道义危机，即摆脱所有社会危机。但是我认为，宪法修改本身不会使南斯拉夫的社会发展出现巨大转折。这是因为，目前南斯拉夫尚未对社会发展方向作出选择。我们既不能恢复就连苏联人自己也正在放弃的苏联模式，也不能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可是自治模式又明显发挥不了作用。这就是我们的悲剧，因为我们既没有在理论上也没有在实践中设计出符合２１世纪的非自治模式。我可以说，我们是在南斯拉夫的这一历史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进行宪法修改的，因此宪法不能带来重大转折。
所有制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中心问题。我国一些著名学者都对社会所有制的思想提出了批评。我认为，应该更严肃地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澄清。其中一个问题是，从文明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优越于社会主义社会？柳巴·塔迪奇博士早在５年以前就说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后。出现了有史以来的低水平。而今天，西欧、北美和远东（南朝鲜、日本等）却有了长足的进步。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性问题。我们应该这样来提出问题：让我国联合劳动组织的自主权尽快达到资本主义企业的自主权水平。这样做是否合理？我认为，这样做眼下是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在我国，所有的企业都毫无例外地想通过国家采取措施来获取更多的收入，如果不“驱使”这些企业去承担自己生产的后果，就不会出现任何变化。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意大利的一家制造厂在顺利经营１０年以后，在第１１年里未能实现预定的利润。这家厂主因此去敲政府总理的门要求予以补贴，那么，这位厂主很有可能被宣布是疯子而被送进疯人院。
但是在我国，一般的作法是，如果某人觉得无法实现预定的收入，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去算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