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自传：我的美国之路（八）

我对他说，我本当早些向总统和切尼部长提出我们应该在何时住手的建议。施瓦茨科普夫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再多给一天就行了。”到那时他就能够宣布，伊拉克在军事上已没有力量威胁邻国了。
于是我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我们不想让人们认为我们是为了杀戮而杀戮。我们的胜利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已经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谈过，我估计到明天的某个时候，这项使命就算完成了，我大概会给你带去关于结束战争的建议。”
总统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今天就停止？”
我在电话上对远在利雅得的施瓦茨科普夫说：“总统希望知道我们能否在现在结束？”
“你说的现在是指什么时候？”他问。
“我们希望在今天晚上。”
他说：“没有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赶走，现在目的已经达到。”
下午５点半，我和切尼又回到了白宫，记下了总统最后作出停战决定的时间：５点５７分。
我们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讨论总统当晚向美国人民宣布这一决定的时间和内容。
刚过６点，我又跟施瓦茨科普夫通了电话，告诉他总统将在美国时间９点宣布明早８点，即利雅得的第二天上午停止战斗。这将使施瓦茨科普夫想延长一天的愿望基本上如愿以偿。接着，总统和切尼在电话上向他致贺，“干得漂亮极了。”总统这样说。
施瓦茨科普夫很快又打来电话，说一些共和国卫队和Ｔ—７２坦克可能会溜掉。我对他说，继续打击。我向总统和其他人转达了他的报告。我们对刚听到的消息有些吃惊，但没有人觉得新的情况可能改变基本的态势。伊拉克军队的脊梁已被打断，残余部队正在向北溃逃。没有必要再打一场歼灭战，看看双方还有多少作战人员可能被打死。总统重申了结束战斗的决定。
不错，逃出科威特的共和国卫队和坦克是比我们预料的多，不错，我们本当多用一两天的时间切断他们的退路；不错，我们本来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获落在那个陷阱里的所有共和国卫队的士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萨达姆今后的行为。有２０００万人口的伊拉克对只有１５０万人口的科威特总是一个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管有没有共和国卫队，科威特的卫队有赖于它同那个地区的友邦和美国的安全安排。这就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我们在战场上与伊拉克军队交了锋，实现了联合国的目标，将它的有生力量消灭了一大半。
但是在我们把萨达姆打得节节败退时为什么没有穷追不舍，直捣巴格达？有一点往往会受到忽略：当美国节节胜利时，我们是在领导着一个执行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使命的国际联盟。这个使命已经完成。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萨达姆由于给他的人民造成的死亡和国家受到破坏而被本国人民推翻。这没有发生。
在海湾战争中，１４７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２３６人死于事故或其他原因。从军事统计的角度看伤亡不算大，但对每一个不幸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不必同更多的父母说，“我很难过，你们的儿子或女儿在围攻巴格达时失去了生命”。在总统何时作出停火决定这个问题上，我起到了应起的作用，我自豪而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的未来
我在军队服役和担任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文职期间，做事、说话都竭力避开政治，改变一个当兵的人的习惯，还真需要一段时间。然而，由于在国内到处演讲，沉默正逐渐离我而去。就政治思想而言，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具有一种社会良知的经济上的保守派。照这两个大党目前的现状，它们都不能使我感到满意。即便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政治是一种搞妥协的艺术，但我现在不希望仅仅为了能够说我属于这个党或那个党而作出妥协。那些宣称在政治和精神问题上具有超凡智慧的极右人物强烈的政治情绪使我感到忧虑。隐含在他们言论中的阶级的和种族的情绪令我不安。另一方面，那些声称知道什么对社会最有益，但基本上不考虑由谁来支付这些帐单的傲慢的自由派也使我感到厌恶。我不相信任何极端思想，我发现许多美国人都和我有同感。也许不久就会有一个第三大党脱颖而出，代表美国政治中处于中间立场的敏感者。
当我在国内巡迴演讲时，不断有人问及我的未来，具体地说，就是我是否准备竞选总统，我在民意测验中的呼声之高使我受宠若惊。然而，要作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受到一种感召，但我现在尚未受到这种感召。我认为，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我的国家服务。（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