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自传：我的美国之路（六）

在那里，这场战争有其超越东西方冲突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国内斗争的历史根源。我们的高级官员知道这场战争打得很糟。但他们却屈从于小集团的压力，继续维持虚假的一套，虚报尸体数目、对安全村抱着自我安慰性的错觉，以及夸大战绩。
作为一个协同的整体，军方没有对它的政治主管说老实话。最高领导从未对国防部长和总统说：“照这种打法，这场战争打不赢。”
我记得，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我第二次在越南服役期间，有一个士兵踩上了地雷。他的一条腿用破布条吊着，胸膛也挂了花。我们把他架上直升机，送往德普的一家医院。他还是一个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脸上的表情，那是各种表情的混合：恐惧、好奇、惊讶，最明显的是困惑。他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他的眼睛充满了疑惑。我没有答案，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还没有到达德普，他就死了，死在我的怀里。海湾战争
切尼又来找我研究军事方案。我看了一遍施瓦茨科普夫制定的保卫沙特阿拉伯的计划。我有较大把握断定，伊拉克尚未决定入侵沙特。我说：“但重要的是，应尽早将美国国旗插在沙特的沙漠上，假如我们能够顺利到达那里的话”。
切尼和伊格尔伯格同意我的看法。斯考克罗夫特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几小时之后就采取了这种立场。总统说：“我们对沙特阿拉伯有义务。”我们可以开始通知将去保卫那个国家的部队待命。
我接着便问，为解放科威特，是否值得去打仗。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使军队知道，它可能必须做好准备。我觉察到了一丝寒意。这个问题提得太早，而且也不应该由我来提。我超越了权限；我只该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然而，作为罗纳德·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我曾在这个房间里研究解决由危机引起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差不多达两年之久。我也曾参加超级大国的首脑会议。
最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层职业军官，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顺从曾使我感到震惊，他们根本没有要求政治领导人为他们提出明确的目标，就让军队去越南打仗。我说，在开始讨论需要多少个师、多少航空母舰、多少战斗机联队之前，我们必须问一问要达到什么目标，但是，这个问题直到散会都没有得到回答。
那天晚些时候，布什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与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本·苏丹亲王进行了会谈。他们希望班达尔了解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并且知道我们准备施以援手。后来，斯考克罗夫特与切尼通了电话。班达尔要过来。他说，我们该让他知道另一种情况。
班达尔来到之后，切尼对他说：“我们准备帮助你们抵御萨达姆。”
班达尔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问：“就像吉米·卡特所做的那样？”他指的是在以前的一次危机中，卡特总统以没有武装的Ｆ—１５飞机帮助沙特阿拉伯。
切尼对我说：“告诉班达尔亲王我们准备怎样做。”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