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和世界的另一种提法

【南斯拉夫《政治报》３月２０日评论】题：对社会主义和世界的另一种提法
戈尔巴乔夫选择在南斯拉夫向东西方提出建议并非偶然。他不在南斯拉夫发表他关于不结盟运动的意义及其在世界上的真正地位的令人信服的激情讲话，又到哪里去呢？在现代世界上，哪里还能比到南斯拉夫来访问更能受到理解呢？难道他的关于必须扩大进步工人党之间的另外方式的合作的倡议在任何一个华约国发表能比在南斯拉夫发表不是更令人信服和受到注目吗？
双方共同提出不结盟运动是国际关系中“积极的、独立和非集团的全球性因素”。这在过去，要让苏联最高领导人接受不结盟运动是“非集团”概念是不可想象的。
戈尔巴乔夫在贝尔格莱德所宣布的变化具有长远的重要的广泛的国际意义。这种变化表明苏联在解释整个国际关系和分析历史进程时的另外的战略。无论在宣言中还是在戈尔巴乔夫的议会演说中，在分析国际关系彻底民主化的必要性时都比过去的苏联领导人持有十分不同的立场。比如，曾提出臭名远扬的“有限主权论”的勃列日涅夫就决不会说出如下一席话：“在民族大家庭的合唱中每个国家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每国人民都有自己的利益，都不应服从于他国利益，而是两者应协调起来。民主化就是在解决当代最重要的国际问题时让所有国家都参加。”
戈尔巴乔夫在以与勃列日涅夫或契尔年科完全不同的方式分析历史的进程。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新的思维方式，是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进程的生命力抱有自信心，对确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使社会主义变为比斯大林长期的实践和滥用具有大得多的吸引力的根本原则抱有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