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防评论》文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意义》

【本刊讯】法《国防评论》在一九七二年八月
——九月的一期上刊登了雅克韦尔南的一篇文章，题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意义》，摘要如下：
表明最近国际关系变化的各种事实，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我想就这些解释发表看法。
成为评论题材的最新国际事件是美苏今年五月份在莫斯科为限制战略军备竞赛而签定的协议。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谈一谈这个协议的政治意义，我认为是有益的。事实上，某些人认为，莫斯科的新协议是美国对苏联的一种投降，皮埃尔·加卢瓦是这种论点的最卓越拥护者。他认为这个协议是一次新的慕尼黑。因为美国不仅通过条约在共处规则以及把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限制在“平衡”的水平上向苏联让了步，而且美国还同意承认苏联在以陆地为基地的导弹数量和装有核武器的潜艇数量上占优势。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这项协议的这种评论，显然不仅是考虑到了协议的内容，而且也考虑到了达成这个协议的环境。持有这种论点的人认为，美国从六十年代中期进入了衰落阶段，有很多事实说明这一点，其中包括供认美国对越南干涉的失败，向北京的接近，美元困难，美国国会施加压力旨在削减军费和减少驻欧洲的军队等等。
正是需要根据这种“低姿态”的前景，即“收敛野心”，进行收缩的前景，来解释美国同苏联接近的政策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达成的协议。我认为，尽管对美国政策变化的这种分析在很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人们从中得出结论说，一九七二年五月的协议是美国的一次投降，这就完全不正确了。
我也谈谈其它一些专家们对莫斯科协议的另一种解释。据这些专家们说，莫斯科协议是苏联的投降，而不是美国的投降。在越南水域布雷和恢复对北方的轰炸之后，苏联同意在莫斯科接待尼克松，甚至在其北越盟国受到炸弹的毁灭时同意签定和平共处的双边协定，这就表明，苏联不能履行它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承担的虽不说是法律上的、至少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越南问题同古巴事件相反，由于美国的成功，正在使美国至少在政治上得到好处。然而，我认为，把莫斯科协议说成是苏联的投降，同把这个协议说成是美国的投降一样，都是夸大和不正确的。莫斯科并不想牺牲它从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的初步成功中所得到的实际利益，这些利益包括使共处的进展具体化，促进同美国的进一步合作，以补偿在难以控制的对抗政策方面偶尔得到的好处。
实际上，两大国的武库中存有核武器，其可以预见的结果之一是，这两国的关系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彼此实际上都不能使用这些武器。威慑的意义和目的也在于此。而人们要订立核威慑规章，并限制核威慑费用，这是自然的、合理的、可行的、没有问题的。双方的明显利益也在这里。
我要更具体地谈谈投降的论点。这个论点的根据主要是确定准许拥有的战略武器数量，美国拥有的数量略少一点。但是，一方面，好心肠的作者告诉我们，在这方面，数量没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莫斯科协议一点没有限制关于武器质量的竞赛，反而鼓励了这种竞赛。从这个观点来看，特别是在多弹头重新进入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许可拥有的导弹数目没有任何意义。人们可以对此表示遗憾或高兴，但是这一点可使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阶段所达成的协议变成真正的对等。
另外，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已作出的不再是限制反弹道导弹的数量发展、而是限制这些武器的完善工作的决定，肯定了中等强国的民族战略力量的作用。这种限制有助于使核平衡“多边化”，这符合戴高乐将军的观点及其制定的政策。
至于美国过去对欧洲采取的态度，莫斯科协议证实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没有什么新的根本性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灾难的征兆。其实，不可避免的是：在欧洲敌对结束近三十年之后，美国人民认为在欧洲还保留大量的军事人员是令人奇怪的。因而，欧洲人应当习惯于这样一个主张：这些军事人员将减少。然而，我认为从欧洲安全的观点来看，这没有任何重要性。不可想象的却是：美国从欧洲“脱身”和对它不关心，让欧洲自己管自己。世界如今变得太小和太统一，以至于不能考虑恢复欧洲的孤立状况。另外，维持四国对德国，即对中欧的责任，就迫使美国和苏联不仅要在欧洲共处，而且要合作。如果根据目前的情况，从政治上推理的话，就可得出下面这个结论：人们尽可以合情合理地考虑未来，但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有着同样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保持他们在欧洲的义务，也就是他们被承认的对整个德国问题的权利，以及保持驻在两个德国的军队。两个大国的任何一方都不打算去严重地损害这种现状。产生的结果是：虽然美国可能并打算缩减其力量，但不可能缩减到某种限度以下。同时还产生出另一结果：苏联也同样关心维护四国对中欧局势变化的控制，因为四国控制意味着两国控制。
如果说迄今为止情况是如此，那末，当“承认现实”导致了在欧洲实现全面正常化时，情况会更加有理由是如此：一旦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波恩和东柏林之间建立准外交关系，东柏林和国际大家庭所有成员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欧洲的现状就一定会得到巩固。但是，在以后出现动荡时仍会促使莫斯科象华盛顿、巴黎和伦敦一样维护它们对德国问题保有的权利。这也是现实：正如战略平衡一样，在欧洲排除了大规模摆脱义务和发生戏剧性演变的可能性。
至于西方公众舆论，在我看来，如果认为它们由于国际的演变、美国的“现实主义”政策、苏联人在这里或那里的成功以及加强他们在军事方面和海上的出现而会危险地受到影响，那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