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报文章：防止国民患“富贵病”

【新加坡《联合晚报》９月１０日文章】题：防止国民患“富贵病”
当１９９６年来临的时候，我国就要跨进发达国家的行列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队伍里，再也没有“新加坡”的一席地位。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用了３０年时间才达到这一境界，这当然是一大喜讯。这是国际社会对我国建设成就的肯定，也是全体同胞的荣幸。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我国主要是凭着经济建设的成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如果以综合国力（包括文化事业的成就）来评估，我们在某些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只是“刚刚发达”，尚未“充分发达”，更不能说“全面发达”。
我们已走到发达国家的门槛，还未跨进去。如果没有被成就冲昏头脑的话，那就不难发觉，我们一些同胞已经患上了许多发达国家国民所患的“富贵病”。我们的创业先辈留下的最宝贵遗产——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已经越来越少人愿意继承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老想“少劳多得”，“一步登天”的精神状态，把“能者多劳”理解为能者多“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些刚刚戴上方帽子，穿上“荣誉学士”袍的大学毕业生，去应征工作时，一开口就是“你们如果要请我，我想知道的是，我有没有个人的办公室？我有没有助手或者秘书？”
工作两三年，准备买屋子了，五房式嫌小，公寓式组屋嫌不够气派，一心一意要住私人别墅。但是凭他们的收入，还没条件买六七十万元一套的私人别墅。于是他们的心理就不平衡了，老觉得这个社会对不起他，老觉得这个国家不爱他，因此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观念：“既然国家不爱我，我干嘛要爱国家？”从而完全用实用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来看待对国家的效忠，最终往往导致不效忠。
没有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无法肯定以实用主义来看待对国家效忠的人究竟有多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实用主义作为国际舞台竞争以及商场竞争的手段，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用在人生价值的取向方面，肯定会引人走进误区。实际上，一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他个人拥有的财富来衡量的。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自己的薪金有过高的要求，对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有过于热衷的追求，我们不应当助长这股风气，而应当劝导与说服。否则，有相当多年轻人的愿望是政府与社会无法满足的。我们能做的，永远落在他们的要求的后头，永远无法令他们满足。不是有些人嫌政府给予购买转售组屋的补贴太少吗？他们甚至说：“给这么少，干脆不给。”那么，要给多少才算“不少”呢？１０万、２０万、３０万？
平心而论，跟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新加坡政府对老百姓的照顾不算少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非常精明能干，老百姓可能对政府有过多的依赖。那就好比家长非常能干，替子女做的事情太多了，子女反而难以自立，而且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这样一来，人的素质就难以提高了。新加坡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之后，要立于不败之地，那就非要把提高国民素质摆在重要位置不可。如何提高国民的素质，这正是我国进入发达国家之后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