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评苏修的对外政策接连失败

【本刊讯】英国《经济学家》七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最高级的人感到棘手，虽然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气球又有了几个明显的漏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继续在一个长时期里高高在上了》，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的麻烦是，当苏联的政策出了问题时（象在埃及发生的那样），人们就想知道是否要归罪于他。如果苏联的外交政策真的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政策，那么只有他才应该对于俄国人在埃及刚刚遭受的挫折负责。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四年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有一部分理由是他把俄国的对华关系弄坏了，而现在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关系目前比赫鲁晓夫当政时还坏，中国人和美国人汇合起来而不要俄国从而损害了俄国，那么，谁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局势，这是清清楚楚的。如果勃兰特在今年西德选举中被击败，那么，俄国人就必定要向勃列日涅夫提出问题：整个俄德和解计划是否即将遭破坏。责任仍在勃列日涅夫。
他的范围很广的外交政策目前看来情况并不太好。官方把开罗消息大加粉饰，这并不能完全掩饰这一事实：俄国在埃及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了。确实，这件事由于俄国在伊拉克建立了更强的地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抵销了。巴格达离这个港湾油田地区和俄国本身较近，它可能是苏联渗入中东的更合乎逻辑的跳板。但是，有人可能问勃列日涅夫：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在埃及下那么多的赌注，而有些赌注目前已经输了。
还可能有人问他：如果他不准备再走远一点，作出会帮助勃兰特防止基督教民主党在波恩重新取得政权的让步的话，他为什么对这位德国总理表示这样显然的好感（例如在他的克里米亚的宫里很不拘礼节地接待他）呢？基督教民主党人想要同中国建立联系的表示（施罗德对北京的访问是其象征），必定不仅使勃兰特，也使勃列日涅夫担心，因为勃列日涅夫很难期望，基督教民主党重新在德国执政后，会增大他达到召开欧安会的机会。勃列日涅夫三年来一直在要求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而现在这仍然没有很大的把握。
甚至他五月份在莫斯科同尼克松共同进行的凯旋式的表演也受到了损害，因为很显然的是，他的美国客人二月间对中国的访问曾经迫使他采取行动。萨达特总统本周披露，使他突然间惊人地把大批俄国人赶出埃及的是俄国人的过分“小心翼翼”，这一披露决不会增加河内相信莫斯科是可依赖的庇护人的信心。
但是，对勃列日涅夫来说，这些困难很可能不是致命的。虽然，在某些方面，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得不屈从埃及的这一打击要比在同另一个大国的对峙中退却下来，更加丢脸，但是勃列日涅夫还没有遭到象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把苏联核导弹运进古巴的危机中所遭到的那种引人注目的失败。
无论如何，一个统治者或一个政府的命运很少是由外交政策来决定的，这个道理象适用于其他国家一样，也适用于俄国。但是至少要追加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使它的军队愉快满意。在俄国，这样做的传统办法主要是给军官提供各种令人惊叹的特权。但是元帅们对于会使他们感到沮丧或难堪的任何外交政策行动还拥有有效的否决权。
第二个条件是一个政治上的条件。民主的政治家通常认为朝和平取得的任何进展是赢得选票的办法，而独裁政权的统治者们通常认为，当国际紧张局势相当严重的时候，更容易使他的臣民安静下来。对于今日俄国的一个统治者来说，过分的和解会冒这样几个风险：他的仆从国起来造反；苏联本国少数民族变得不听话；甚至有一些俄国人提出要公民自由、民主、旅行自由等等不胜麻烦的要求。勃列日涅夫目前对这个问题的做法似乎是，宣扬“黄祸”来抵销一项在西方搞相对缓和的政策所固有的危险。捷克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的俄国知识分子被告诫说，他们必须追随勃列日涅夫的路线不是因为尼克松或勃兰特进行了任何真正的威胁（他们是一些他能与之签订各种条约的好人），而是因为那些七亿五千万中国人，因为他们是由成吉思汗的邪恶的子孙领导的。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在这方面的一个难处是，东欧人和苏联少数民族可能终于会把中国视为他们能藉以要勃列日涅夫作出让步的一个手段。另一个眼前不那么意味深长的难处就是，勃列日涅夫为同美国达成限制军备交易和随后的俄美贸易的大大增加承担个人的责任，可能有朝一日使他的对手得以谴责他企图把这个国家拱手交给美国人。但是这种谴责要到他们把他赶下台之后才会进行。这个日子看来还是遥远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