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一种“不希望再出现越南局面”的政策；克里姆林宫在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保持克制》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二十一日刊登斯蒂芬·罗森菲尔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种“不希望再出现越南局面”的政策；克里姆林宫在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保持克制》，摘要如下：
在仅仅两个月之内，克里姆林宫就有两次在国际上遭到两次重大挫折；况且，它在遭到这两次挫折的时候显然是采取了克制态度。第一次是，莫斯科遭到了难堪，因为它促使美国制止它向北越运送补给品。现在这一次，它似乎是同意埃及关于要它撤回大批军事人员的命令。随着军事人员的撤走，在当地和那个地区的相当大的影响和一般的威望（至少是按照人们通常对一般的威望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来说的）也将消失。
当然，这两个步骤可能已大大削弱了勃列日涅夫先生在国内的地位，使他无法工作，或许甚至迫使他下台，而由某个决心恢复在开罗失去的地位和挽回苏联荣誉的人来取代。
可是，在我看来，同样可能的是，勃列日涅夫先生在最高级会议之后已处于顶得住像这两个政治后果未卜的行动的地位，他的克制态度反映出克里姆林宫有意采取的得到充分支持的政策，即“不希望再出现越南局面”的政策。那就是说，这种政策是把损失和危险同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得到的好处加以衡量，并且也许是在形式尚不知道的交易中接受某些损失，甚至是令人痛心的损失，以取得较大的和较长期的益处。
可以肯定，苏联在北越遭受的挫折，回过头来看并不是极其大的。当时莫斯科只需要把它的船只停在海上，而换取的是它期望从最高级会议中得到（而且确实已得到）好处。与此同时，它可以相当有理由地说，它长期来向河内提供支持，已尽了对河内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现在是河内静下来尽它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时候了。任何地方的明理的人本来都不会指望莫斯科设法绕过封锁线；要是当初推迟最高级会议，那也不会使河内得到更多的补给品的。
在开罗遭受挫折的程度是严重得多的。莫斯科曾在埃及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巨大的政治投资，它的一些人员现在在实际上同东道国政府发生公开摩擦的情况下撤走，将被普遍地看作是在世界政治棋盘上遭到的一次挫折。如果埃及在发现苏联的军事支持对于它谋求从以色列手中收回西奈来说毫无用处之后，为此目的转而请求美国在外交上作出努力，那么情况尤其可能是如此。虽然美国政府可能对最近的这些事态发展感到高兴，但是它经不起无视苏联促成了这些事态发展这一点，因为要是克里姆林宫领导态度轻率和地位不稳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考虑运去更多的武器或者提出轻率的建议——即象莫斯科提出的促使纳赛尔在一九六七年走向战争的那种建议——来进一步加强它在埃及心目中的地位。克里姆林宫不是这样做，而是坦率地告诉开罗，要在军事上对以色列取胜，那得取决于一些具有比武器更为重大的基本意义的因素；它显然已拒绝在现在赞同一项肯定会带来灾难的埃及战略。
再者，莫斯科仍然控制着对开罗的关键性军事供应渠道，他仍然是开罗在空防方面得到帮助的唯一来源和在发展方面得到援助的主要来源。这些事实确保苏联势力继续在那里存在，并使华盛顿必须在可能出现的任何外交计划方面同苏联磋商。俄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赶出去了但没有被打垮。明摆着的美国利益是要不把他们当作一场结束了的大国竞赛中的失败者，而要把他们当作卷入了仍然激烈的地区冲突的另一个外来的一方。
这并不要求进行新的努力来推动两大国强加一项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办法。相反，苏联这一变化的明显意义是，莫斯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它在强行施加一种解决办法上面可能拥有的利益和势力。因为，对于以色列和美国的政府来说，苏联的势力已经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使以色列更加坚决反对妥协，所以苏联势力的缩小从逻辑上说该会缓和紧张局势和促使特拉维夫持灵活态度。政治和逻辑在中东时常是相互矛盾的，但是，看来达成解决的大部分负担仍然落到了这一地区各国自己的身上。
只要看一看美国人在越南的经历，人们就不禁要撇开对莫斯科目前在埃及的处境幸灾乐祸的任何想法，相反，会羡慕莫斯科的好运气，因为它能够在陷得更深以前就被要求撤出一些军事人员。只要看一看苏联在埃及的经历，人们就会不禁要问，美国为什么不可以与此相似地和谨慎地把它在越南的政策从冷酷的国家威信的引擎上解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