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出版的《波恩的一百个人物》介绍施罗德的生平

【本刊讯】西德古斯塔夫·吕贝出版社一九七○年出版的由恩斯特·戈耶克写的《波恩的一百个人物》一书，其中介绍了西德前外长、现任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摘要如下：
格哈德·施罗德
基督教民主联盟联邦议院议员
一九一○年九月十一日生于萨尔布吕肯
他早就具有了当总理的资历，但是他没有当成。他保持了当联邦部长的任期最长的纪录。他先后主管三个不同的部达十五年之久——没有惊人的成就，也没有出大的事故，是一个在一切事情上都能相信自己的全面的政治家。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下一次需要总理时他又将在场。那时他能否成功是值得怀疑的。到一九四五年的经历：在高中毕业（一九二九年）之后，施罗德在克尼希斯贝格、爱丁堡（他保留了在那里对英语的爱好）、柏林和波恩学习法律。一九三三年他在波恩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并当了三年学院助教。随后他到柏林，在凯泽—威廉外国和国际民法研究所当助理。
他当候补法官时就参加过、而当陪审员（一九三六年）时又参加了柏林施密特博士、威廉·博伊特纳博士、坎普纳博士、皮纳博士、约阿希姆·博伊特纳博士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有部分成员曾遭受纳粹政权阿利安人法之害。而这位青年伙伴施罗德却是国社党党员，并当过一段时期的冲锋队预备队员。一九三九年他应征参加步兵，在俄国负过伤，随军作战——最后当上了一等兵
——直到最后的柏林战役为止。
一九四五年以后：一九四五年六月
——从美英战俘营中释放出来后——他开始了官场生涯：起先他为北来因省省长、前德国中央政府部长汉斯·富克斯的私人顾问，随后在汉斯·富克斯的继任者罗伯特·勒尔（后来的联邦内政部长）那里当私人顾问。一九四五年十月，施罗德就当上了北来因省政府的政府首席顾问。但他由于一个“前厅阴谋”摔了跤，一九四七年年底他迁居杜塞尔多夫当了律师。
他当过钢铁经纪人协会的组长，当过哈斯帕冶金工厂和鲁尔奥尔特—迈德里希冶金工厂的监事会主席。政治活动：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他当过在汉堡的占领区谘询委员会的副委员。一九四九年他进入联邦议院，并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当上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开始经济法问题使他忙碌。但是到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在古斯塔夫·海涅曼退职及其继任者罗伯特·勒尔死后，他当上了联邦部长。他指望有机会有朝一日将作为阿登纳的继承人当上总理。
施罗德说：“象我这种地位的政治家只能有两个野心：外交部长或总理。”
当一九六一年在阿登纳第四次组阁、海因里希·勃伦塔诺退出外交部时，他达到了第一个阶梯。新外长施罗德对“灵活政策”有很大保留，这一政策随着艾哈德接任总理职务才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施罗德和艾哈德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上有分歧，因为这位外长不愿危害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总理却甘心忍受这种状况（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夏天，施罗德对戴高乐总统建立德法联盟的建议抱反对态度，这同总理是一致的。德国人不愿意法国的政治霸权凭藉着德国的经济力量发展起来。他们倒是主张同美国搞尽可能紧密的关系，主张包括英国在内的更大的欧洲。这样，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内部的外交主张分成了两个阵营。大多数是新教的“大西洋派”同主要是天主教的“戴高乐派”吵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艾哈德失败时，新教的部长施罗德和施托尔藤贝格一直到最后还对他们的总理保持忠诚。后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施罗德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内竞选当艾哈德的继承人。在对抗巴泽尔和基辛格的三轮选举中，他的票数令人吃惊地稳定。但是基辛格以一百三十七票取胜。
在基辛格的大联合政府里外交部长之职落在社会民主党人身上。为强有力的总理的劲敌施罗德留下了国防部。他把波恩的哈尔特赫厄（西德国防部所在地——本刊注）当作等候地，而“紧紧地瞄准着绍姆堡宫（西德总理府所在地
——本刊注）”。基辛格一九六七年当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时，施罗德当了副主席。一九六八年春天，他估计还有当总理的希望，所以一直重视同自由民主党的良好关系，当时自由民主党是在野党。
施罗德那时候说：“我的要求是，组织下一届或下下一届联邦政府。”
但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他的党把他提为联邦总统候选人。在联邦大会上分散自由民主党选票的策略意图差一点实现。在对抗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
·海涅曼的三轮选举中，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施罗德在柏林仅以六票之差（五百十二票对五百零六票）败北。
在当反对党时，施罗德担任了联邦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他不同其他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治家（施特劳斯、基辛格）一起大骂勃兰特—谢尔政府的和解的东方政策，但是却警告不要操之过急，不要破坏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支持。性格与特点：他有时被称为“外貌漂亮的部长”。他穿着时髦。要宽宽心时他就在森林或许尔特岛的海滩上作长距离的散步。他喜欢听好的唱片，看书多。他搜集了许多现代艺术品。评价：“一位活跃、爽朗和有魔力的人。”（汉斯—乌尔里希·肯普斯基，一九五三年）“施罗德先生一度曾想当我的模范学生。他从来不曾是我的学生。”（康拉德·阿登纳，一九六四年）“他献身于国家的尊严和威望。”（布鲁诺·黑克）“一位有水平的策略家，他从未忘记绍姆堡宫这个目标。”（爱德华·诺伊迈尔）“我不吻您——现在还不吻！”（戴高乐对施罗德说，一九六三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