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报文章：反思“八·一九”

【俄国《红星报》８月２６日文章】题：１９９１年８月至１９９５年８月：努力改错？（作者戈尔茨）
１９９１年“８·１９”事件四周年过得相当平静。许多评论和分析文章几乎一概不用过去这类文章中必有的词语“革命”和“暴乱”。好在俄语丰富多彩，写文章的人用三个中性的“９１年８月事件”。
这决不是偶然的。根据舆论调查，把自己列为事件积极参加者的人越来越少。占主导的情绪是失望。当初在“白宫”阳台上向人民亮相的人，今天已分道扬镳，其中个别灵活者已几易旗号。当初在广场上欢呼雀跃的人，今天操心的不是民主的命运，而是自己的生存。新俄罗斯的黎明，显然将推迟来临。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总不能老把现在的毛病都归咎于极权主义过去遗留的问题了吧？
分析家们探讨了产生错误的原因，发现是“错误的人”，“以错误的方式”“干了错误的事”。正如旧影片所说，我国的历史是由一群劣等生创造的。不过，我们还是思考一下，今天的许多困难是否由“８·１９”事件和“８·１９”之前的事态决定的？
改革派当初在无情地批评我国的安全部门、军队和管理体制时，并不希望出现混乱。同样，他们也并没有把瓦解苏联作为一项任务。但是，他们有一段时间以为，可以利用各共和国的独立欲望来反对乍一看威力无比的中央。可是，解体过程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对俄罗斯国体来说，解体的能量也同样巨大。
这些人虽然随处痛骂马克思主义，却郑重其事地接受了从小就熟读的马克思主义提法。他们确实以为，而且某些人迄今仍以为，“国家是强制机器”。这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国家的成分越少，我们就越自由。同样，以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越快。这种观点是小学生水平，后果便立即出现。
我们已形成怪圈。对人说“你自由了”，首先是指“你滚开”。国家在自由议论下，很快就放弃了对公民安全、社会保护水平、治疗和受教育机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在这方面今天也没有能力有很大的作为。
人们必然会自问：既然国家不保护我，不保证我治疗和受教育，那我对这个国家有何义务可言？他就会逃税，逃避服兵役，心安理得地违法乱纪。结果是国家权力越来越虚弱。
美国虽然崇尚民主和个人自由，但是，个人责任是十分明确的，对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有较强的意识，这就构成了一个成熟国家的基础。可惜，这种责任感是无法靠命令和宪法形成的。更何况，俄国已有整整一代人是在轻视国家和法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只有当普通人明白，权力不仅是赢得这一权力的人满足需求的手段，而且还是同胞们安居乐业的保证的时候，责任感才会形成，国家机关才会赢得信任。四年来未能做到这一点。切实地努力改错，此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