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

【香港《亚洲周刊》８月６日一期文章】题：思变——嫁给日本人的中国姑娘
婚姻作为爱情的证明，往往显示它美好的一面。但当它被人拿来实验、仅仅用作改变命运的手段时，却常常显示了它悲哀的一面，表面上似乎有效，实际上酿造了新的不幸。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１９８９年，中国女性与日本男性结婚的，只有３２９１人；到了１９９３年，则达到５６９１人。在统计数字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准备加入。当然，这里包括了因自由恋爱而与心爱的日本郎君结婚的姑娘，但更多的，却是作着上述带有悲剧色彩的试验。
日本的签证制度非常严格，旅日中国女性想取得一纸签证，合法地呆在日本，成为日本人配偶似乎最为便捷。
居住在东京都丰岛区北大冢的中国姑娘张小姐，１９９５年４月跟一位年近半百的日本男子登记结婚。她深有感触地说：“目前，这是我最好的选择，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好的生存方式。”１９９０年，为了赴日，她像许多中国姑娘一样，变卖了家产，倾尽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贷，才凑够了代办人提出的近４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为此还停了公职，经过许多周折，终于来到东京。
在日语学校完成两年学业之后，她又以每年上百万日元的学费进了一家专门学校。
不久，与她同居、在日本打“黑”工的男友因交通违章被警察抓住，男友被遣送回国，她的护照、身份证号码也被登记。
在日本５年，除了打工交学费，她没有多少积蓄。假如回上海，她的财力和学力都无法给她带来新的转机，她决定无论如何要留在日本。在日本的这几年，她一直在一家小酒店打工，结识了不少日本男人。现在成为她丈夫的这个人就是其中一位。
律师佐藤功有不少经办国际婚姻的经验。他说：“在我这里，中国姑娘与日本男人结婚占所有国际婚姻的５０％左右。在这些婚姻中，因在酒吧、酒店工作结识了日本男人而结婚的中国姑娘大概占３０％。结婚后，双方性格不合的很多，有些女孩子的命运甚至十分悲惨。”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来自中国大连姓宋的姑娘，结识了一位在日本料理店里做寿司的小伙子而结婚，但那位日本丈夫粗鲁暴躁，酗酒成性；酒后必定要把小宋揍得鼻青脸肿，而且因为好酒，又喜欢周旋于美女如云的酒店，于是负债累累。
小宋不得不外出打工为他还债，却还要经常受丈夫怀疑而备受屈辱。结婚几个月，小宋终于无法忍受，逃离了丈夫。她的丈夫找到佐藤要求解除婚约。
两三年前，还有更多来自北京、上海、东北三省的中国姑娘听信一些所谓“国际婚姻介绍所”的宣传，在介绍所出具的假材料蒙骗下，嫁到日本极为偏僻、男人们难以娶到媳妇的山形县和新澙县的农村。这些姑娘对日本的印象全来自电影、电视和报刊，认为那里是个遍地黄金的好去处。她们有些是向往日本的好生活，有些是想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很少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北京姑娘王小姐是在北京一家所谓“国际婚姻介绍所”认识她的日本丈夫的。认识他之前，她看过他的材料：佐野一郎，男，３５岁，未婚，家有汽车一部，房子一座，田地无数，年收入１０００万日元。
到了山形县一处偏僻乡村里的一座房子外面时，她被眼前的事实吓坏了。除了这座房子，四周全是荒山和水田。汽车是有一部，这在日本农村太普遍了。家里除了一部电视机外，甚么也没有。老实的丈夫告诉她，自己收入根本没有１０００万，那是介绍人要他虚报的。不幸的是，她还拥有一个思想封建的严厉婆婆。
在婆婆的管制和辛苦的农活中，王度过了漫长的一年。之后，她要求到城里工作，遭到丈夫和婆婆反对。她只好抗争说，不同意她就回国。丈夫终于允许她到附近小镇的中国料理店打工，每周回家一次与丈夫团聚。
王小姐说：“我终于明白了，无论在中国或者日本，想改变命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自己，否则就只能不断陷入悲剧之中。”许多选择国际婚姻而又陷入不幸的中国姑娘，也许可以从王小姐话里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