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弗兰克尔发自莫斯科的文章：《一个记者的札记：两次访问的比较》

【纽约时报新闻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四日电】（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去北京，是一场历险；来莫斯科，是商人聚会。在中国，尼克松总统是马可孛罗，在探险的旅途中对新奇事物惊叹不已。在这里，他是个旅行推销商，怀着想在一个熟地方找几个新户头的希望，不过手段是精明的。
虽然迟早会如此，但是至今尼克松甚至还没有把这次事件叫做“历史性的”事件。他说他是在卖货品和劳务，不是卖空气。他这话不仅是指武器控制、谷物、空间合作等方面的协议，而且还指要精心安排一些苏美联合委员会和会议，这些东西至少会使旅馆老板和译员的收入扶摇直上。
俄国是在买东西——而且还努力想多买一些。他们忍着在同中国的烹调术和招待相比之下必然会有的羞惭请美国记者喝酒吃饭，为的是要传播这样的讯息：合作——甚至勾结——以及共同维持和平和达成“‘认真的”协议现在看来是至为必要的，不但对防止战争说来必要，对提高俄国人、美国人和全人类的生活也是必要的。
俄国的消息灵通人士的言下之意是，对和解的决心是十足的。总统座机的驾驶员拉尔夫·艾伯塔齐要求给一小块空地让机组人员可以每天打打棒球、散散步。这个要求提出后，给他的不是别的，而是列宁体育场——有十万零三千个座位的奥林匹克运动场。
在旅行服务社饭店的采访最高级会谈新闻的记者室里，平均每一平方英尺的会外活动家比华盛顿参议院大楼大休息室里的院外活动家还要多。这些人是苏联的身份最高的报刊主编和评论员，他们每见到一个认识的美国人，就问：“嗨，进行得怎么样了？”他们完全明白这些作客的人对于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秘密会谈一无所知，但是他们一股劲儿地想打听清楚：苏联对于取得积极成果的愿望、有利的评论和乐观的报道正在世界各地照传不误。
苏联和美国的复写机一天印发出一个——或者两个——协议，使分析家们忙个不停。每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宏伟厅堂里都有一场精心安排的签字仪式，有些协定其实是以前已经谈妥了的协议，只不过把它变为条约式的文字而已。照现在这种气氛看，如果这些搞得没有可搞的了，参加会议的人很可能要在一
个没事的晚上举行一次香槟酒会来庆祝这样一个明显的协议了：要在本周达成许多协议的协议。
从双方都传出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表示莫斯科并非北京，最高级会谈所惯有的那种——用尼克松的语汇来说——“浮面的东西”在这里已经代之为“实质的东西”。而且，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核超级大国的事务要比某某地方的外交来往和公报的分量重得多。
同美国人一样，有些俄国人也认为，苏联之所以会如此急于宣扬一种新的关系，事实上是总统的中国之行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少数人认为，要没有这种凌驾一切的要傲视北京之行的必要性的话，上月份越南战事的激化肯定会把这次最高级会谈破坏掉。
总统接连地对共产主义城堡进行的这两次旅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精力充沛的白宫先遣人员蒂姆·埃尔伯恩把整个事件典型地作了相比。在北京，他在欢迎最高级的旅行者时准确地预测，会有‘丰富的经验、宽敞的住房和出色的服务。而在这里，在接待他时就预示程序表可能发生可笑的、惊人的变化，例如在到达的那天上午，电话机和电传打字机“放错了地方”。
美国大使馆一位感到苦恼的官员对一些俄国通说：“他们正在尝试，他们确实在尝试要做到这一点，但是什么事情却不是做得很对头。”
但是，在吃得差、住得挤的情况下，俄国人招待了奇妙的《天鹅湖》，而不是平凡的《红色娘子军》。美国的记者、机组人员和秘书们并不是到几个专供参观的工厂和农场作一些枯燥的短途旅行，而是可以满城跑，在某些情况下至少还可以看看老朋友，同时至少偶尔还可以进行一些真正的谈话。
“难道不是有一些俄国人真的希望美国陷入越南吗？”
“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这里大多数人希望，这种经验将减少你们在其它方面进行干预的兴趣。也许这种经验对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但是在这里，像在中国一样，共产党政府和社会的结构对最高级会议的经历产生影响。
一直有意识地不让总统接近苏联人民，不让他们产生好奇心——更不必提当总统在场时他们可能希望鼓掌。像在北京一样，尼克松同党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私下晤谈的真正内容，是隐藏在那些外交协定的幕后的，也许要保密若干年。
这里，像在北京一样，有一种觉得美国在世界上后撤的思想。苏联官员们说，不仅是越南战争，而且还有经济困难、日本和西欧日益严重的竞争、以及美国国内消耗国力的社会危机，使得美国人在世界上具有一种比较相宜的地位，使他们比较“现实地”把苏联看成是在武器和贸易方面的一个平等伙伴。
俄国人中间关于这一点没有表示得意洋洋。相反，他们预料在欧洲和亚洲在经济上都将面临挑战，莫斯科和华盛顿在这样的挑战中发现，他们都被作为局外人抛在一边，他们也许都愿意本着合作的精神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他们预见到其他国家今后将设法打乱这一个或那一个地区的均势，到那时，他们希望作出一种联合反应的安排。
最后，在这里像在北京一样，举行最高级会议所产生的影响看来同俄国国内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曾认为，来自西方的每一阵温暖的微风都不仅为苏联的消费者带来佳音，而且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文化上的接触和缓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
苏联领导人又注重起消费品的生产，诚然是产生这次会议精神的一个原因，因为通过这次会议有可能得到美国的贸易信贷和美国的技术。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已经作出有十年历史的安排；范·克莱本正在这里演奏钢琴，罗伯特·彼得斯正在举行独唱会，对他们有深刻印象的还是原来的那些听众，他们拥抱的还是原来的那些朋友。
再之，苏联领导人似乎找到了保护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受外来的意识形态病毒侵害的办法。他们听凭妇女穿短裤，听凭青年听摇摆舞音乐，但是他们决不打算容忍尼克松在谈到自由地交流思想时所指的任何东西。地面上的暖流似乎并没有透到地下的永久冻土层。莫斯科不是北京，但是它还是离华盛顿更远一些。
（《纽约时报》五月二十五日刊登弗兰克尔二十四日从莫斯科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标题是《一个记者的札记：两次访问的比较》，全文与纽约时报新闻社相同，仅少最后一段——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