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沃索恩的文章：《在越南问题上引人注目的沉默》

【本刊讯】英《星期日泰晤士报》五月七日刊登佩里格林·沃索恩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越南问题上引人注目的沉默》，全文如下：
美国对越南的政策看来越来越像是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英国领导人或欧洲领导人对这件事公开发表过评论。对于共产党人在六个星期以前越过非军事区胜利进行的入侵，大西洋此岸的官方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更不要说进行谴责了。越南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国家，我们对它已经了解得很多，不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了。
从一种意义上说，这是很合乎情理的。欧洲帮不了什么忙。那末为什么为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浪费唇舌呢？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局面：西方联盟的领袖（英国和欧洲长期来一直同它有着亲密的关系）正面临着它的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而它的最亲密的盟国无法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来安慰或支持它。
这的确最突出地说明了西方联盟陷入的悲惨境地。欧洲不仅把南越看成一个遥远的国家。它对美国也是这样看的。麻烦的越南问题已使山姆大叔成为一个陌生人，是欧洲所无法理解的。在他流血的时候，我们不再觉得疼痛了。在他哭泣的时候，我们不再感到难过了。在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不再相信了。力量方面的实际情况也许没有发生变化。欧洲仍然像过去任何时候一样绝对依靠美国。但是同情的纽带、共同抱有的那种同命运的观念、过去那种使我们成为好像是一个在心理方面分不开的整体的亲密的兄弟情谊
——这一切都消逝了。
令人不愉快的是，目前的情况正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似。美国当时知道它同欧洲的命运是连系在一起的，正如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同美国的命运是连系在一起的一样。但是正如美国当时发现欧洲越来越混乱一样，今天欧洲也开始发现美国同样令人感到沮丧。我们把眼睛转开，把鼻子捂住，宁愿把我们的力量集中搞好我们自己的后花园。
这是一种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反美主义危险得多的现象，反美主义是由于对美国的优越地位感到嫉妒和愤恨而产生的。的确，现在可以抱着一种怀念黄金时代的心情来回顾反美主义。今天，欧洲人不再怨恨或嫉妒美国了。目前的情绪多少是一种冷漠的失望情绪。当理查德·尼克松显得是一个遭到辱骂的无耻的吃人魔鬼时该多么令人放心。今天，他的讲话和行动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丘吉尔曾经把斯大林的俄国说成是一个谜中之谜。这恰恰是目前欧洲对尼克松先生的看法。
至于基辛格先生，对比起来，杜勒斯先生现在看来是多么使人感到愉快地直爽啊。至少我们知道他是在要做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对这些事情多么不同意。可是，基辛格先生却像拉斯普金（二十世纪初对俄国沙皇很有影响的一个和尚——本刊注）一样地神秘莫测。
对我们是神秘莫测的，但是对俄国人，或者是对中国人不是神秘莫测的，的确这是个问题。西方联盟已经名存实亡，因为美国今天同莫斯科和北京的接触比同伦敦、巴黎或波恩的接触要密切得多。欧洲人不理解尼克松先生的讲话中微妙的含意，因为这些讲话不是对我们讲的。虽然讲的是英语，但是思想方法却是超级大国外交的思想方法，这是我们不再能理解的。
现在美国人必须期望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毛和周那里——如果不是在语言中，至少在行动中——得到安慰。虽然他们也许是敌人，但是，使他们同美国结合在一起的仇恨的纽带现在远比使我们同美国结合在一起的友谊的纽带要坚固和亲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对未来的期望比记住过去的事情要有意义。
美国在南越的希望遭到了破灭，而尼克松先生的反应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平静的心安理得的态度，人们对此还能作什么其它的解释呢？对我们的耳朵来说，继续表示自信的声音听起来像发疯一样。只有在超级大国讨价还价的范围内才可能理解，但是我们对超级大国讨价还价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美国为摆脱在南越的困境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当然，欧洲作出了这种估计，但是欧洲主要是作为一张牌，而不是作为一个玩牌的人，而且事先也没有告诉这些牌将怎样使用它们。在最近几个月里，对整个美国政策拉上了不祥的、并且是很有害的保密的幕帏，这又同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很相像，只有一点除外：这次是美国人把欧洲人蒙在鼓里，而不是相反。这并不是怪美国人。他们正面临一场尖锐的危机，对于解决这场危机西方联盟必定看来是完全无关的，除了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外。
欧洲在越南问题上没有力量帮助美国，除了可能牺牲欧洲的利益来说服俄国给予帮助。人们必定非常怀疑，在亨利·基辛格拼命地寻求一个可以容忍的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是否得到指示要把欧洲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在赌注是这样大的情况下，任何一张王牌都不会达到由于太宝贵而不致冒一下险的程度。
这些都不应该引起欧洲的恐慌，或者甚至引起不应有的惊慌。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把越南看作是在超级大国相互依赖的新世界里对美国一欧洲关系现实情况的一个值得欢迎的警告。今后，在危机时刻，总是会有一位基辛格先生，越过我们而飞到莫斯科和北京去，而且白宫会用我们所不懂的密码说话。就像富人和富人作伴才会感到舒服一样，只有超级大国之间才能彼此来往。
但是得出的教训不是感到失望，而是要采取行动。几年前，在威尔逊政府时期，英国仍然以传统的联盟方式对越南问题作出反应，向美国提出忠告、鼓励，以及乔治·布朗的才智所能想出的任何新倡议。这同希思先生在上周的对比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他甚至没有说一句同情的话。而是——据人们得知——给了白厅一个指示，要求比以往更为急迫地执行今秋举行欧洲最高级会议的计划，以使这次会议可以成为这个共同体的范畴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的标志，它将远远超过经济领域而进入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
越南可能不会使美国瘫痪。但是如果它不会瘫痪的话，这只能是意味着苏联或者中国帮了它的忙。因此，从最好的角度看，美国—俄国—中国的关系将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定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欧洲—美国的关系中。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总是要发生的，但是越南问题加速了这个过程，这样反过来就需要加速欧洲统一的进程。
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帮助不了美国，但是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