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战略研究所发表关于世界战略的研究报告

【美联社伦敦五月二日电】（记者：路易斯·内文）一个权威研究中心星期二说，中国、日本、苏联和美国去年已开始建立一个由大国统治的、新的全球体系。但是，不断扩大的政治性的暴力行动以及小国的民族主义对未来的和平提出了威胁。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说，北京和东京在一九七一年已开始作为超级大国出现，准备与苏联和美国一道参加“一个新的、大国之间的世界范围的大合唱”。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体系，有两个非白色人种的国家坚定地居于领导者的行列”。
这个研究所在它每年一度的世界战略的研究报告中说，“大国四边形”的形成是尼克松总统宣布他要去北京访问从而突然结束了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抵制以及“中国胜利地进入联合国”的“基本含意”。同时，“这一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震动打破了美国的保护状态——在这种保护状态下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工业大国——并迫使日本根据它自己的权利出现在世界上。”
这个研究所说，在欧洲，英国即将加入共同市场可能导致‘“第五个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心的诞生”。
国际战略研究所说，但是，在爱尔兰、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发生的政治性的暴力行动以及小国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的浪潮形成了“一种有限的混乱状态”而对和平构成威胁。
这个研究所特别提到爱尔兰共和军、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以及在马来西亚—泰国边界的陈平共产党游击队活动。
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战略顾问经常与这个由前加拿大总理皮尔逊领导的研究所进行磋商。该研究所是在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研究国际安全、国防和军备控制问题的中心成立的，它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作人员都是国际性的。它的成员遍布五十多个国家。
这个研究所说，大国之间竞争和摩擦的主要中心已从欧洲移到欧亚中心地带。一九七一年，苏联在这个地区又部署了十四个师，从而使它在与中国交界的五千英里长的地带部署的力量增加到四十四个师——比整个苏联军队的四分之一还要多。同时，在东欧保持了三十一个师。
但是，中国和日本的兴起“已不仅使东亚成为世界均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中心，而且这个中心显然远不及欧洲在战后以来那样容易受超级大国的控制”。报告说，“东亚现在已成为潜在的政治动荡地区，这种状况在战后在大国一级是没有前例的。”
国际战略研究所说，在欧洲，“中心事件是就冷战中最容易受到打击的问题——西柏林——达成了协议。这项协议实际上使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成为肯定无疑的了，并且肯定了西德的东方政策，这个政策旨在打开对东欧、首先是对另一个德国的大门”。
但是使一切战略上的考虑黯然失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切迹象表明在进行审慎的然而是投机的政治和军事扩张的苏联，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在欧亚大陆南侧和西侧取代对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感到讨厌和怀疑的美国？这个问题由于印巴战争再一次变得突出出来，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在南亚似乎极大地加强了它对付美国和中国的地位。”
“在尼克松主义的旗帜下美国向何处去对国际体系来说是一个决定性问题，并且是一个得不到非常明确的答案的问题。能够肯定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受对外政策支配的时代已经结束。”
由于美国在整个一九七一年一直不断地从越南撤军，“剩余部队所处的虚弱的局面使人们对尼克松总统的剩余部队对那个国家承担的义务能够维持多久产生了怀疑”。
该调查报告说，但是，虽然自从美国从越南撤军并部分削减在朝鲜的军队以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几乎不再存在什么利益冲突的根源，然而苏联和中国“在领土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有着充分的助长冲突的燃料”。
美国和日本也是如此，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之间相互依靠的程度太大的缘故。美国在整个一九七一年对日政策的动机之一看来是搞掉在美国看来日本至少在经济上从美国的保护国地位中得到的过多的好处，而迫使日本承担它的“责任”。
然而，一九七一年的局势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迹象表明在七十年代存在着爆发涉及大国的大战的危险。“核国王统治下的和平”看来消除了这种担心。在其它地区，危险在于一种有限的混乱局面正在加剧，构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玩弄手法的大国大大增加了；一个原因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而又普遍的社会紧张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在经济上发生对抗，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导致一种逼人的、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带有压制性的国际气氛。
调查报告说，有一些迹象表明，大国企图控制住这些爆发了的混乱局面和暴力行动，“但是，一九七一年在控制和混乱局面之间的竞赛方面并没有出现任何决定性的改变，这个问题大概是国际体系的最重要的问题”。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还说，这几乎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个问题是若干代人的问题，不是几十年的问题，更不是几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