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７３１部队与细菌战（八）

吉房作为主任命令一下，属下的各宪兵队长像扑食的饿狼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宪兵变得更加疯狂了，争先恐后“创造业绩”，获取“奖金”、“奖状”，获得“晋级”和“荣升”。
１９４１年，鸡宁宪兵队半截河分遣队长津田为了升官，硬给边境附近的三名善良的中国人加上探听机密的罪名进行了“特别移送处理”。
１９４３年，奉天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小林喜一以探听了日军的情报为由逮捕了两名爱国者，他想让这两名爱国者给日本人当特务遭拒绝，于是两名爱国者被送送到石井部队。
１９４４年，牡丹江宪兵队队长平木武听信汉好的告密，以中共谍报员的罪名逮捕了部下今别府少佐，对他进行了长期的严刑拷打，使无辜的青年身受重伤，最后难以处理，便作了“特别移送处理”。
１９４０年，佳木斯宪兵队队长桔武夫想比别人更早地升为大佐，并想为此打下坚实的基础。佳木斯地区是救国活动的根据地，一心想往上爬的桔便想在这上面做点文章。
他在新京当分队长时曾深入地研究过宗教，特别是研究过（以信仰为主的秘密结社）“在家里”，他想由此下手可以把相当数量的人打成反满抗日分子，于是他命令特务列了一个牵涉到数十人的黑名单。
他们一举逮捕了几十人，施以各种酷刑，但是因为本来就是无中生有，他们最终也没有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果。这样，他们便按早就策划好的行事，用“特别移送处理’”这个宪兵的特权，把十几人送到石井部队。这个所谓的“优秀成果”为他晋升为宪兵队司令部的课长和大佐奠定了基础。
１９４４年８月，当上了鸡宁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佐非常清楚，要想提高边境宪兵队的“业绩”，最大限度地利用“特别移送处理规定”是最好的方法。刚刚晋升为中佐的上坪已经开始整天琢磨今后的飞黄腾达了。同年１１月初，他捏造了探听军事情报及参加了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家住平阳的善良农民张玉环及其父亲等１５人。他向司令官报告说这是一个“逮捕了１５人的重大事件”，想方设法要使该事件成为自己的“功绩”，他想只能是把他们送到石井部队才能达到目的，于是把张玉环和她的父亲以及另外六名严刑拷打成重伤的人作了“特别移送处理”，送到了石井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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