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条约------对世界政治错误分析的产物》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二十五日刊登迪特尔·齐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东方条约
——对世界政治错误分析的产物》,摘要如下:
联邦总理在联邦议院大辩论的第一天说,对评价东方条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些条约和作为其基础的对外政政是同世界政治发展相一致。他的外长也作了完全类似的讲话。人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如果德国内部接近这块土地不是那么肥沃,那么,显然就要向世界政治的广阔领域发展。不过,政府在这方面也不会取得成就,这种新的论据也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光阴的流逝倒是表明,它的东方政策是对世界政治错误分析的产物。
因为前几年为这项政策提出的最重要的世界政治上的论据,是所谓不得不和俄国和解。这种说法是从美国政策虚弱的现象中产生的,据称,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使美国从欧洲撤退。如果谈到这一点,这就是指我们不应该“错过时机”。而这种论据首先给那些需要见风使舵时从来不某落后的“现实政治家”以印象。他们现在应该再看一看风向,因为风向变了。
再也不能认真地说美国会放弃和撤出欧洲,苏联政策会不可避免地取得胜利。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这归因于美国新的主动。一九七二年,美国重新以有自知之明和强有力的面貌出现。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欧洲表现得那样明显,而我们在尼克松总统的美国对外政策咨文中最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更清楚地看清了苏联的目标。
现在很明显,美国正开始比想象更为迅速地克服由于越南战争而陷入的道义危机。减少在亚洲的过多的卷入,正在刹住新孤立主义的倾向。和中国取得谅解,正治愈着精神上的创伤,同时改变着世界政治力量均势,使之有利于西方。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苏联的扩张意志和对共产主义自由化的一切希望的破灭。在共同防止莫斯科所引起的危险方面,同巴黎和伦敦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的一致性。
在这种变化了的气候中,有着让步的强烈特点的德国政策又怎样呢?放弃法律要求和道义上的立场曾是必要的吗?我们为使世界对摆脱德国问题感到满意而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因为德国内部方面仍然不存在所期望的回礼。这个问题的出现,也因为现在已经是谁都知道,整个欧洲的气氛不可能有有利的变化。
因为世界政治日程表上并没有重大的缓和,各国政府那么喜欢谈这一点,是因为它们的选民喜欢听。就是说,根据苏联的教条,只有其他国家象屈从上帝的意志那样屈从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才能有“缓和”。因此,在苏联的眼光看来,“缓和”是和美国撤退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的。由于美国明显拒绝撤退,相反。它建议俄国人要节制,所以预料克里姆林宫又会采取冲突的方针。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明确信号——刚刚发表的《真理报》的一篇基调文章就是最清楚的信号。尤其是它对波恩政策的意义不可能估计过高。
现在,波恩这个孩子在美国和苏联的论调之间做梦,美国说,不放弃武力威胁,就没有欧洲的缓和——天知道,这是出于欧洲的利益——,苏联说,不能放弃武力威胁。谢尔外长在联邦议院说,莫斯科转向“实用主义”,而人们发现不了这一点,只能发现莫斯科的教条主义,它的乌云正从地平线抹去缓和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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