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侵略战争（十三）

原台湾文职军人的来信（记者木谷八士）
“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我们被逼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台湾，到越南参加侵略战争，战败后，又将我们抛弃在当地不管。如今，５０年过去了，既没有向我们道歉，也没有给予补偿，日本政府对于这样的事实究竟怎么想？”
现居越南北部宁平农村、在苦难和痛苦中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台湾人吴连义（现年７２岁），用日文写下自己的遭遇寄给了本报。他写道：
１９２３年，我生于日本殖民地台湾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接受了“皇民化教育”，要求对天皇顶礼膜拜。
从嘉义农林学校毕业以后，我就职于台湾拓殖股份公司。
１９４４年３月太平洋战争末期，我与该公司的农业技术人员一同被派往越南。母亲、姐姐和未婚妻听到这一消息，哭倒在地。父亲也含泪对我说：“一定要活着回来。”
当我们到达越南北部清化省的农业试验场时，已经有１０家左右的日本公司在那里派驻了人员，主要从事粮食采购和开发矿山等业务。
由于“战况紧急”，我们台湾人也被编为军队的文职人员。
只有日本人能回国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撤退命令传出后，我们一起到一个地方集合，然而，上面传来的指示却是“只有日本人才能回国”。
当时，和我一样的台湾人约有３００人。我们解释说：“我们有日本外务省发给的护照。公司派我们到这里，却不允许我们回国，真是岂有此理！”对方的回答是：“你们已不再是日本人了”，于是，我们全都成了没有国籍的人。
此后，日本曾两次用船接日本兵回国，但我们都被拒之门外。接着，法国军队开始侵略越南，我们整日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
夜晚，我在不见人影的森林中煮山芋充饥，将蚊帐吊在树枝上睡觉。下雨时，饥寒交迫，我蹲在地上哭泣。我想回家，想见我的父母，想见我的未婚妻。
我双手拍打地面，大骂日本政府和拓殖公司，哀叹自己的命运。同事中有的病死，有的逃到了南部。我曾一度染上了严重的疟疾。要求道歉和补偿要求日本政府进行道歉并给予补偿，多少年来，这一愿望一直在我心中燃烧。
１９９０年以后，我曾四次去日本驻河内大使馆，要求他们“至少提供一次回国的路费”。
大使馆秘书等人来过我家几次，表示要“替我想想办法”，临走时留下了随身携带的小礼品。
然而，大使馆最终却以“有关台湾文职军人补偿问题的最高判决”为由，对我的要求置之不理。
当我再一次到大使馆进行交涉时，对方起初佯称不在，当他的这一行径被我发现时，便叫来使馆人员将我使劲推出门外。我想，这就是现在日本政府态度的具体表现。
更为难以容忍的是，日本历届首相都不承认那场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曾经有几位内阁大臣竟口出狂言，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并因此而辞职。
此外，对于强制台湾人和朝鲜人接受殖民教育这一历史事实，自民党政治家中有人竟公开为此辩解说：“既然是要变成像日本人那样，那么在当时就有必要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被“变成了日本人”的我，在日本战败后被抛弃在异国他乡，难道还要我对此感恩戴德？
如今，无论是在父母的墓前，还是面对姐姐、侄子、侄女和老朋友，我都无法用台湾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日本政治家能理解我的这种痛苦和悔恨吗？
被日本法西斯在侵略地点抛弃，在愤恨中死去的原日本殖民地的人民，不仅在越南有，而且在其它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多。他们中多数人未能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今后，我将利用自己所剩无几的时光，将他们的遭遇公布于世，最终促使日本政府进行道歉，给予补偿，以捍卫人权的尊严。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
（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