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堡垒》杂志文章：《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续完）

统一意见的形成
一九五九年，根据福特基金的命令，在纽约古尔德大厦召开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会议，讨论对现代中国的研究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十六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其中七个人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出席的还有兰德公司和国务院的代表，有四个是福特基金会的人，这四个人中有三个也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一个是原来一九五八年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领导人多克·巴尼特。
在古尔德大厦会议后，在巴尼特起草的建议的基础上，福特基金为下一个十年的中国问题研究工作的投资，达到三千万美元的惊人数目一同时，福特基金还以四千万美元支援大学和政府对这方面的研究。接受资助的计划是根据战时在战略服务处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的概念制订的，这些计划集中在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西雅图四所大学的研究中心进行。它们是按照在冷战年代里俄国问题研究所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明显地看到，研究新中国与研究俄国具有同样特点：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同样的政策方向，并与情报及军事集团密切沟通；从建立“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联合委员会”来监督和统一全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一事，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控制的情况是与研究俄国问题的情况一样的。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那些倾向政府的知识分子，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外交委员会）、布热津斯基（外交委员会）、户西恩·派伊（外交委员会），还有林德贝克和巴尼特，这两个人是前国务院官员，他们是研究中国问题学术机构的最高领导成员，是联合委员会的主席，各自领导设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这一点强烈地反映了整个计划的政治性。
福特基金学术慈善事业的复杂政治计划的另一结果是，医治十年前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在这方面留下的创伤。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一九六六年六月，福特基金会又重新组织了几乎中断的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奖学金和专门研究，建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动员公民支持一个更现实的政策。由于越南战争的升级和国内的抗议，几乎过了三年该委员会才在纽约希尔顿饭店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会上的发言表达了两党一致的意见。发言者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教授（费正清和秦勒），银行家，右翼分子和自由分子，还有继续对亚洲有兴趣的慈善集团的必不可少的代表——约翰·Ｄ·洛克菲勒第三。
洛克菲勒以下的简短评语成了第一个发言人爱德华·肯尼迪对华问题发言的导语。富有讽刺意味变化的是，当洛克菲勒想到二十年前他对国务院提出的建议时竟说道：“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和大陆中国没有建立关系。在这个时期内，我们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被恐惧所统治，以至于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人认为甚至提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问题就是叛逆。这种僵化在民主制度中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应该依据合理的有启发性的自我利益的角度来公开考虑这个问题。”多极的轮盘赌
要在目前政府对中国开放的政策中寻找合理的自我利益，只要看一看越南战争就够了。华盛顿必须尽早地根据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结束这场战争。从过去与俄国人打交道中得到的经验是，可以把“革命的”国家当作是在国际现状中有利害关系的一个“负责的”成员来打交道。华盛顿明显地希望从北京共产党人那里获得在巴黎与解放阵线解决问题过程中不能获得的东西。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向战略家所称为的“多极”世界。尼克松的牺牲一卒把中国正式带到世界舞台上来，其用意不仅是在越南赢得时间和空间，而且是与俄国、日本在亚洲的政策相对抗。从军事和经济意义上来讲，日本是太平洋的新巨人。
从日本方面来说，它已经作为世界第三工业、军事强国和美国贸易的主要国际竞争者兴起，它并不把这件事看作是象在美国所大事渲染的那样，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他们对基辛格的出使，最初的、也是最真实的反应（作为盟友没有事先向它们透露）是，这种做法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亚洲命运的裁决者，也是尼克松向毛“投降”。虽然这是夸大了的说法，但的确反映了对尼克松被迫让步的危险的担心，而且还引起人们注意到西方容易忽视的两种危险：尼克松从北京不能立即得到报酬，他的政府要在越南战争作出任何升级的行动是极其困难了（可能是政治上的自杀）；他促使蒋介石垮台，导致与日本之间的联盟不稳固——而日本在亚洲权力之谜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过，这种危险是估计到了的，并且在短期内就可以澄清。日本防卫厅的一名高级人员对《新闻周刊》说：“基辛格是权力均衡思想的忠实信徒。他现在已经灵巧地逼使我们无法另找出路。我们只有追随美国的领导，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报道的结尾引用了华盛顿一位官员的下列看法：日本可能“进行核武装，以达到在亚洲的独立的均势”。但是这种聪明的权力均衡的权术，往往容易引起战争。政策和石油
尼克松一基辛格的竞赛计划想抓住的一个短期的机会，看来是要获得目前正在亚洲海进行的石油争夺的第一线地位。二十多年来已为地质学家所知道的东亚海底油田，被一九七○年由主要的国际石油银行
——大通银行在新加坡召开的会议称为是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油田之一。会上大通银行的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估计在下一个十年里，石油公司在开发这块油田上面，将花三百五十亿美元。
目前石油巨头和他们政府之间的石油争夺似乎是由于一些事件的同时发生而激化，如：在印度尼西亚的亲西方的政变使这一国家的石油资源的开发对外国开放，越南战争走下坡路，中东地区的纠纷威胁了世界上这个产油最丰富地区的最低限度的利润和供应。
在基辛格访问北京的时候，东南亚持续的不稳定的局势成为与石油问题有关的官员们的日益迫切关心的问题。特别是越南问题的解决还没有肯定的轮廓，西贡政府摇摇欲坠的地位，美国与北京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妨碍了美国在这场争夺石油中的地位。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基辛格访问北京前六个星期，美国驻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的大使在菲律宾召开了一个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政策会议。美国石油租借特许权所有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中国海地区的石油纠纷和权益问题列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从华盛顿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席会议的是副国务卿约翰·欧文，他在秘鲁谈判了有关美孚石油公司子公司的国有化的问题后，获得了尼克松的“石油使节”的称号。欧文还是洛克菲勒兄弟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共同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是由基金会的前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创办的，福斯迪克还是“中国医学基金会”的董事，早在二十年前，他是艾奇逊对华政策的特别顾问。新的门户开放
在所有这些谈判和活动中，如果出场角色是令人眼熟得乏味，那是因为建立美国海外帝国的集团的长期利益和权力的稳定性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象外交委员会那样一些出力制订对外政策的机构，就是为这个集团的长期利益和权力服务的。只要那些拥有强大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大公司，可以公开地控制世界上的资源和财富，建立帝国的事业将会继续下去，并将把它一代代地往下传。这是《大西洋月刊》八月号的一篇文章的没有说出来的主题。这篇文章的题目很恰当，叫做《文化帝国主义分子的回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小詹姆斯·汤姆森，他是一个传教士家庭的儿子，前国务院官员，哈佛大学教授，目前是外交委员会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写道：“对于美国社会里真正的中国院外集团来说，今年春天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季节。我谈到的是曾经在中国居住过的、决心有一天要回去的、分散在美国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美国人：他们是一九四九年被驱逐出去的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新闻记者，甚至军事等团体的成员，尤其是这些人的一大批子女。二十多年来在我们政府内外，对一块‘失掉快乐的土地’的怀念使一个小的、但是很坚决的美国人集团威到苦恼。‘重返大陆’的想法不是为蒋介石所垄断的。”（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