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执政三年之后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三十日刊登该报撰稿人唐·奥伯多弗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理查德·尼克松执政三年之后——把事情合在一起》，摘要如下：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他曾站在就职典礼的讲台上，要求全国把眼光放得远大一些，把声音放得低一些。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他又来到国会山，要求大家帮助使国家情况变得更好一些。在这一周内，他还宣布目前这个财政年度有三百八十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下一年将有二百五十亿美元的计划中的预算赤字；他还通过电视向全国详细叙述了他的最信任的助手为了同大洋彼岸的敌人缔结和平协定所做的坚持不渝的秘密努力。
他手下的宣传人员和助手们宣称他是一个“职业总统”，但是在今年年底以前，他将再次以人们十分熟悉的职业政客的姿态出现，进行很可能是在他的长期的不寻常的生涯中最后的一次竞选斗争。
在过去两年，他曾努力清除他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瓦砾，在新翻耕过的土地上撒播和培育种子。在第三年，嫩苗已冒出了地面，有些是健康的；有些是枯萎的，或者是有毛病的，因而不得不把它们挖出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栽种。根据尼克松计划，这个第四年将是收割的时候。
他希望获得丰收：对中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旅行和对苏联的另一次这样的旅行，就限制核武器达成一项协议，就印度支那问题取得一项和平解决办法，在中东达成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在国内，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人数下降。
如果他能获得上述全部收成，将保证他以相当大的多数重新当选。但是到今天为止，上述这些庄稼都还没有完全成熟。一个总统任职四年的功过记录象这样取决于最后一年的趋势和发展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打算的，一部分原因是尼克松要在他的四年任期的所有月份内应用他的管理上的技巧，另一部分原因是尼克松历来相信时间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一九六八年对约翰逊来说一切都散开来一样，在一九七二年，对尼克松来说，一切都可能合起来——或者是飞散开来。走缓慢的道路
在考虑造成这种情况的决定、行动和困难以前，回顾一下尼克松三年前的这个月宣誓就职的情况是有益处的。其中许多东西是明显的，但是往往被忽视。
这位没有神奇的吸引力和一般来说不使人感兴趣的政治人物是在一九六八年在一次三方面的竞赛中以百分之四十三的票数当选的。当时，这个国家对越南战争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仍然陷得很深，处于陷入僵局的和谈和不可避免的撤退之间。他继承下来的是厌倦战争和厌倦世界的人民、是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是经过几年黑人骚乱之后仍然动荡不稳的城市。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在国会的两院都遇到了反对党的多数。
民主党在国会内的统治和官僚政治、尼克松同新闻界长期的相互敌对以及他的向内看和孤独的个性决定了尼克松的做法：秘密进行考虑和作出决定，仔细地作好安排以便通过电视公布时取得最大程度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作为一种不可更改的已经决定的政策和既成事实。小圈子
在对外事务方面，国会和人民历来让总统有很大的活动余地，而尼克松先生的注意力和精力大部分是用于对外事务方面的。在基辛格这样一个聪明、忠诚、有时是狠心的助手的帮助下，他一直运用尼克松方法而收到充分的效果。
把在政府机构以外作出决定、保密和坚持设法实现一系列目标三者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上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的活动的特点。
关于越南问题，尼克松的政策的要素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和二月在白宫秘密进行的政策讨论中决定的。基辛格从一九六九年八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底秘密前往法国同北越官员至少进行十二次谈判一事只让白宫和其他部门的极少数高级官员知道。了解同越南进行的谈判和同中国进行的谈判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情况的人也许更少了。
在军事方面，尼克松总统偶尔提到他自己私下的撤退美军的时间表。去年三月三十日，他对作家艾伦·德鲁里说，“我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美国的卷入局面，虽然我不能说出来，因为这样做就会放弃某些战术上的好处，而且还会失去可能存在的在巴黎举行有意义的谈判的任何可能性——很小的可能性，而不是大的可能性。”甚至有关政府部门的非常高级的官员都仍然不知道尼克松的时间表，但是任何人都不怀疑这个时间表将会充分考虑到一九七二年的选举。改变规则
在苏联问题上，一九七○年九月下旬，尼克松、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在视察地中海上的第六舰队时举行的会议上作出了美国的政策决定，这个决定为缔结象征性的和重要的柏林协定和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很可能达成迄今尚未取得的协议开辟了道路。
在那以后的一个月，尼克松在华盛顿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时采取了行动。讨论情况仍然严守秘密，但是据说，总统在柏林问题上在谈判桌上摊出了大量的牌，几周以后，苏联人以同样的方式作了回答。过了几个星期，尼克松就核武器会谈问题同苏联的最高领导进行了接触，在经过相当频繁的秘密来往以后，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从而突破了障碍。去年秋天，一达成柏林协议之后，他和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就商定今年春天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仍未宣布的另外的协议很有可能在访问莫斯科的公报中予以公布。
一九七二年这一年，尼克松终于在美国、苏联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可以起作用的三角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使得均势政策的规则发生了不起的变化。而他和基辛格及其他高级官员都把这种保持均势的政策看作是现代外交活动的要素。这种改变了的关系未必在一切情况下都对美国有利，因为进行三国竞赛（或者是四国竞赛）比进行两国竞赛更为困难。经济方面的转变
在国内方面，尼克松政府最苦恼的问题一直是美国的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尼克松先生的越南问题一样，他一味作出过分乐观的预言，总是说成功“就在眼前”，并且提出在理论上取得进展的统计数字，而与此相反，公众则知道并相信事情正在恶化。一九七一年年中，他抛弃了他过去的计划、声明和保证，采取急剧升级的步骤，冻结工资和物价，制定一整套政府控制措施。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使人了解总统是怎样一个人，他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方法，他是怎样愿意放弃他过去坚持的立场。
由于放慢速度所造成的失业以及放慢速度被认为能制止的通货膨胀比原先料想的还要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到一九七一年初，比赛计划至少比预定时间落后了六个月。尼克松先生开始在白宫私下举行的会议上表示不满，表示他不会容忍经济无限期地慢慢前进。
在国内出现祸害的同时，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一直在恶化，美国在世界贸易方面的赤字在迅速增加。四月份，白宫助理彼德森提出有关美国贸易地位的悲观报告，包括建议实行进口税和其他有力的保护主义措施。
从五月一日至八月十五日，尼克松总共参加了同麻烦的经济问题有关的六十九次不同的会谈和会议
——其中许多会议从未宣布过。
六月二十六日，政府中少数几位高级内政官员在戴维营的总统休养地同尼克松一起开会，研究经济问题和预算。传出的消息并不妙。“着眼于问题”
公众对尼克松总统在事先没有预报的情况下于八月十五日在特别电视广播中宣布的实行工资—物价冻结、一揽子减税计划、增收进口税、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其他措施感到震惊。这些决定是在八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在戴维营举行的另一次周末会议上正式作出的，但是实际上尼克松在八月二日就已经考虑好了这些措施的大部分，并且极度秘密地告诉了康纳利和舒尔茨。（当时他对他们说：“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但是不要告诉别人，连我们的妻子也不能告诉。”）
他怎么会这样突然和这么彻底地改变方向的呢？这样一种改变对他坚决声明要保持的其他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一位提出问题的记者在白宫得到几个回答。第一，指出这个决定实际上并不象看来的那样突然。
第二，告诉人们说，总统是“着眼于问题”，而不“着眼于意识形态”。
尼克松在一九七一年在经济问题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是迄今为止在他的总统任上所作的最突出的政策改变，这很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改变之一。经济的情况很可能比他的对外政策的成败更加会对今年秋天的选举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于一九七三年一月是在十一月选举的日期之后，白宫的想法完全是根据尼克松第二次当选这个主题思想出发的。如果今年一切都按计划的那样进行，选民们再次选他任一届总统，那么，明年一月份举行就职典礼的讲台上很可能要出现许多新的人物。例如，一些人士认为，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已经被许以国务卿的职位，他正在准备移居华盛顿。在尼克松第二次任职总统期间肯定会有一些新的主动行动和新的政策，但是谁也不知道是向哪一个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