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帮报纸报道：《苏俄观察员的话》

【本刊讯】据蒋帮《台湾新生报》报道，有蒋帮“代表团”（“团长”为陈裕清，成员为陈纪滢、张兰熙（女）、彭歌）参加的“国际笔会第三十八届大会”九月中旬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苏修也派了“观察员”参加，并同蒋帮分子进行了勾搭。
十月八日的《台湾新生报》刊登了彭歌的一篇题为《苏俄观察员的话》的报道，摘要如下：
这次国际笔会中，苏俄派了观察员四人：纳罗恰托夫、费多连科、马津基夫查斯、库德里亚夫采娃。其中最重要的，是列名第二的费多连科，或者应该照他自己的三个字译名，费德林。他是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而他对中国的理解，绝不止限于古典文学。
在抗战期间，他是苏俄驻华大使馆的一筹秘书。一九六○年前后，升任驻日大使，后来奉调苏俄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大使级常任代表。目前在莫斯科的大学里担任教授。
首先发现费德林这个名字的，是陈纪滢先生。三十多年前，陈先生某次乘飞机由重庆到新疆去，机上一共只有三个乘客，他们两人都在内。陈先生记得他不仅能读中文，而且可以讲很流利的中国话。费德林的中国话的确讲得很不错。后来在酒会中偶然相遇，他与陈裕清先生和张兰熙女士都见了面。他对纪滢先生说，“第一眼看到你时，我简直不敢认了。”
纪滢先生说，“费先生，咱们讲讲中国话怎么样？”
费德林想了半晌才说：“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个场合见面，真是惭愧之至。”
这话倒也开门见山。说真的，我们有我们可惭愧之处，俄国人有他们应该惭愧的理由。
他又对裕清先生和我说，“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名字彼此早就知道了。”这话令我感到意外。我不知他这话是中国式的客套“久仰久仰”，还是真的。据新闻界传说，莫斯科订有台北的报纸航空版，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费德林看看中文报亦在情理之中。
谈话的话题完全限于文学和笔会。谈到中文有关古典文学的出版物，费德林说他很注意搜集。他说，中国大陆上自从闹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之后，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学书籍，“中共地区根本没有文学。”说这话时，他的确流露出了深恶痛绝的神色。
酒会中人潮汹涌，这时我被卷进另外的一个圈子里，我就无法再听到两位陈先生与费德林的谈话了。
我们从台北带去几本英文本的“第三届亚洲作家会议议事录”，其中有一百多页的画页。有一天，费德林从张兰熙女士手中看到了。看到总统接见各国代表的照片，他问纪滢先生说，“总统好吗？”
看到张群先生的照片时，他说，“这是张主席。”抗战期间，岳公（即张群——本刊注）是四川省主席。
画页中有一张叶公超先生讲演的照片，他说，“这不是乔治叶吗？”
在我的印象中，费德林举止谈吐，相当“文雅”，并无赤色官僚咄咄逼人的气味。后来他在大会中发言，报告五十年来苏俄文学之变化，虽亦不能不谈“新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但与一般共党代表之口不离马列者，似颇异其趣。
在一个激遽变化的世界中，一切都在变。
费德林报告中也说：“若不了解整体，便无法了解特殊的问题。我们的‘今天’，有许多方面都植根于‘昨天’。不过，你们如果把‘今天’与‘昨天’之间划上等号，那就不正确了。”这是否就意味着苏俄“修正主义”还要大幅度地修正呢？他没有再多加解释。或者这一“无言”之中也是含有自辩的意味在内。我觉得，这是费德林聪明的地方。
以人论人，费德林在各国代表的印象中都不算坏，有翩翩儒雅之风。虽然他的报告中大多是“不能不那么讲”的话，但他自有他的苦衷，否则他就不是莫斯科来的观察员了。无论是否出于有意的安排，苏俄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出席笔会，是相当高明的一着棋。
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的说法，我们今天对苏俄的关系是否应加重新估价，像费德林这样的人物至少是个可以一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