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沉浮录（上）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２月２１日文章】题：仆从（作者历史学博士Ｃ·米高扬）
“我们最宝贵的资本就是干部！你可要当心啊，拉夫连季……”这就是在５０年代后半期出现的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当时在党的二十大上披露了关于“个人崇拜时期”违法行为的严酷真相。笑话的头一句是慷慨激昂说的，就象站在讲台上向大厅里讲话那样，而第二句却是低声说的，就象对身边的人讲话那样。
确实，身材不高、头顶微秃、戴着夹鼻眼镜的这位拉夫连季总是在人的左右。从３０年代初开始一直是这样。那时他善于表现个人的忠心和执行交给他的任何事情的愿望，不管这些事情有多么微妙。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领导过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当时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组成了外高加索联邦。斯大林在１９３１年来到茨哈尔图博休养。贝利亚也跟去了。表面上是为了保障安全工作，实际上却是为了骗取信任，从而达到升迁的目的。贝利亚在茨哈尔图博一直呆到斯大林离开。他们尽管过去从没见过面，但是彼此之间已十分了解了。甚至好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斯大林直接从茨哈尔图博向莫斯科发去了一道命令，让中央在一切计划之外准备听取外高加索边疆区和三个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报告。
谁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从各种情况来看，除了从茨哈尔图博发来的那份简短电文以外，就连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也不了解。会议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卡冈诺维奇。被召到莫斯科的有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第二书记雅科夫列夫、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奥拉赫拉什维利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据出席过那次会议，当时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的斯涅戈夫回忆：大家都注意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出席会议。斯涅戈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瞅准一个合适的机会问坐在身旁的米高扬：‘谢尔戈怎么没来？’。米高扬在我耳边低声答道：‘谢尔戈何必要出席贝利亚的加冕礼呢？他很了解他的为人。’噢，原来如此！就这样，我在出席会议的人当中第一个得知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会议本身平平常常，讨论了各种问题。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提出来的。当时他一边往烟斗里装烟丝一边说：“我们这样来安排边疆区党委新领导班子：第一书记由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担任，第二书记由贝利亚担任，你们看怎么样？”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会有不同意见。卡尔特韦利什维利马上情绪激动地作出了反应：“我可不会同这个善于招摇撞骗的家伙一起工作！”奥拉赫拉什维利问道：“科巴，你在说什么，是不是我听错了？”捷尔—加布里埃良说，“我们不能给党组织带回去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没有一个人支持斯大林的提议。因此，“民主讨论”瞬息之间就夭折了。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说：“好吧，那我们就按照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在几个月时间内重新安排了边疆区的整个领导班子。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派到西西伯利亚边疆区的埃哈；让雅科夫列夫当了东部地区黄金开采联合公司领导人；多加多夫被发配到乌拉尔。奥拉赫拉什维利当上了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自然是贝利亚了。但是这种安排的寿命并不长。奥拉赫拉什维利很快被召到莫斯科，并被任命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副所长。这样，贝利亚就当上了第一书记。在外高加索联邦改组以后，他又成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接着发生了更急剧和明确的转变。斯涅戈夫说，“在贝利亚当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两个月以后，在格鲁吉亚的３２个区产生了新的区委第一书记。这些人在此之前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分部负责人。
“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事例。这与被召到莫斯科的人没有一个是自然死亡这个事实同样典型。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度过１８个春秋之后活了下来……”
贝利亚很快又成了“历史学家”。出了一本叫作《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的书。这本书是由一些格鲁吉亚历史学家撰写的，作为贝利亚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的报告。可是，作者们很快都被枪毙了。而书却签上贝利亚的名字顺利出版了。当然，他竭尽全力夸耀了斯大林的作用。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女儿——本报编者注）在自己于国外出版的第一本书中企图编造一个美妙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贝利亚这个“凶恶的天才”欺骗了斯大林，把他搞糊涂了，利用了他的轻信态度。其实，这种传说早在贝利亚以前就曾经因叶若夫这个不祥人物而流行过。直到自己被捕前还担任党内要职的斯涅戈夫写道：“当政治局委员们无权保护自己的副手、战友、妻子，甚至子女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当时中央内部的情况和权力集中在斯大林手中的程度；只有不了解斯大林，才会把消灭许多中央委员、党的十七大代表、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责任归咎于叶若夫。”
而真相是极其简单的：在贝利亚以前，亚戈达和叶若夫就已经先后起过他的作用。不过，操纵这些傀儡的一直只是一个人。与贝利亚同时和在贝利亚以后兴风作浪的有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和其他许多级别低一些的帮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