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文章：《对付反动政变的解毒剂》

【本刊讯】苏丹《尼罗河镜报》九月九日发表苏丹共（革）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凯尔同志写的一篇题为《对付反动政变的解毒剂》的文章，摘要如下：
近几年来，非洲各地发生了许多次反动的军事政变，有的得逞了，有的未能得逞。最近的三次反动军事政变因其直接影响到我们居住的地区，而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和忧虑。一次是阿联前副总统阿里·萨布里和前国防部长法齐企图发动的政变。现在他们正在受审。一次是由我们国家的“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流产政变。再一次是密尔顿·奥博特在新加坡参加英联邦会议的时候，在乌干达发生推翻他的军事政变。
这三次政变企图（其中有一次政变成功了）因这些国家所拥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引起世界的注意，而乌干达则是东非的交通中心。
阿联由于以红海的苏伊士运河联结非、欧、亚三洲，成为地中海的重要门户，因而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苏丹是阿联前往撒哈拉以东和南部非洲的门户，而且它是阿联的重要后方，并且同是红海到印度洋的一部分入口通道。
在中东人民的斗争中，特别是由于欧洲和美国对中东和北非的石油的侬赖逐日增加，阿联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阿联和这个地区的其他阿拉伯人民同全力支持以色列的美帝国主义处于直接对抗的地位。没有反帝的和给予友好支援的后方，就不可能在这一斗争中发挥必要的作用。这使苏丹对于阿联有着明显的重要性，使得南邻苏丹的国家（乌干达和刚果）和东邻苏丹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对于我们的斗争有着明显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国家起着积极的反帝作用，则对苏丹大有帮助。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会威胁到帝国主义及其利益，使帝国主义竭尽全力疯狂地破坏这个地区的反帝运动和政权。因此，逻辑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采取军事政变来进行颠覆活动。
苏丹的五月二十五日政权建立以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特别是南方的分裂主义的叛乱头目发觉自己腹背受敌，这就是在北面，苏丹对封建主义和外国垄断资本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南面，前总统奥博特执行了反帝救国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者必须尽快地突破这一包围圈。旨在推翻苏丹进步政权的几次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只有通过发动一次反动政变搞掉奥博特政权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初看起来，乌干达发生的政变似乎同在阿联和苏丹进行的两次政变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然而，果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看一看乌干达政变的发动者，我们发现他们都是美国和英国的忠实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企图在阿联和苏丹进行政变的发动者，众所周知是苏联领导人的忠实的追随者。现在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莫斯科和美国似乎都想争夺这一地区，那么为什么它们双方对这些国家的反帝政权都抱敌视态度呢？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所以采取敌视的态度倒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期望帝国主义对一个进步的政权采取别的什么态度。如果帝国主义在乌干达采取的行动是容易使人理解的话，那么莫斯科的傀儡在阿联和苏丹的行为确实是发人深思的。人们只能这样来理解：莫斯科要求它的朋友完全屈从于它，而且要全部控制他们的国家的命运。不幸的是这恰恰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对它的“朋友”提出的要求。人们会用头脑来判断究竞这两国对正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的态度在实质上有没有区别。言论并不足以使人们认清那些发表这些言论的人的本性，但实际行动则是试金石。当言行不一的时候，那些虚假的言词就成了谎言。
今天非洲五亿人口中的那些有头脑的非洲领导人都不会否认，反动政变的危险笼罩着这个大陆的所有反帝政权的上空。然而，认识到这一事实是一回事，而要避免这一危险则是另一回事。许多被废黜了的非洲进步领导人应当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来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怎样加强防卫以对付来自右的或“左”的反动政变呢？如果我们来总结许多吞饮过反动政变的苦水的非洲人的教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只有一种解毒剂……很好地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有觉悟的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如果相信这种概念，也就是人民的力量的概念，人们就不必全部、彻底地依赖武器的必胜性，因为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
应当有步骤地提高人民的觉悟，并从政治上把他们动员起来。人民应当清楚地了解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大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应当懂得虚假的社会主义者并非是真正的朋友，决不能依靠他们。
在完成上述步骤以后，应当把人民武装起来，而且让他们拥有武器，那末在敌人突然发动反动政变的时候，他们会发觉他们已处于成千上万的人民的包围之中，并被彻底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