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朱可夫元帅（三）

我了解到了朱可夫拒绝写稿子的真实原因。他把我们的请求告诉了斯大林，后者立即指出，写文章可不是总参谋长分内的事情，朱可夫考虑的应该是前线，而不是写作。就这样，《红星报》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撰稿人。显然，后来上任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也是因此而不敢供稿。
报纸的损失就是读者的损失。朱可夫是手握对敌作战指挥棒的人。他不能为我们写稿，这一损失太大了。怎么办？我们终究不太甘心。没过多久，我们还真找到了办法，而且效果相当好。事情是这样的：
在莫斯科保卫战最关键的那些日子里，我让记者希连提前搜集与朱可夫谈话所需的材料。然后我们一道前往朱可夫在佩尔胡什科沃的办公地。当时朱可夫正处理完一些工作准备休息。
朱可夫对与他一同经受了战争考验的我们十分友好。每次见面我们都要回顾一下哈勒欣河战役的辉煌，这是我们共同的难忘经历。但这次我们很快就转入了正题。朱可夫详细谈了战况并对近期前景作了预测。希连把这些谈话一字不漏地速记下来。我们问，能否把这些记录变成文章或专访加以发表？朱可夫表示反对。我们明白，不可能说服他。回到莫斯科后我们把朱可夫的谈话变成了一篇社论，并冠以一个最牵动人心的标题《莫斯科保卫战的意义》。其他报纸纷纷转载《红星报》的这篇文章，电台也广播了。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佩尔胡什科沃，在朱可夫的办公桌上看到了那篇社论，上面满是红铅笔画的圈圈点点。朱可夫对我说：“瞧，没有署名，你们还是说出了应该说的话。”我回答说：“如果有您的署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反响会更加巨大。”从此以后，我们源源不断地以这种形式发表“朱可夫的”社论。《主要任务》、《我们军队的职责》等社论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说的都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但读者一直不知道，这些社论都是出自朱可夫本人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