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农林水产省农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白石和良文章：“中国农村危机论”是无稽之谈（上）

【日本《诸君》月刊５月号（提前出版）文章】题：“中国农村危机论”是无稽之谈（作者农林水产省农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白石和良）
最近，有人散布“中国农村危机”论。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和农村问题无疑将成为契机，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混乱。农村问题究竟会不会成为导致中国出现混乱的起因呢？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农村的现状。中国农村结构的巨大变化
第一，中国农民的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众所周知，在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推行农业生产承包制。现在，大部分农民追求经济利益，变成了自己思考、自己行动、经济头脑发达的农民。在思考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变化。
第二，农村的“非农村化”情况进一步发展。随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那种只从事农林水产业的农村形象已经不复存在。
第三，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１９７８年９０％以上的农民是靠第一产业的收入生活，但这一比率逐年下降，１９９３年降到６７．５％。
第四，农村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从第一产业从业者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比率的变化来看农村就业结构的变化。１９７８年农村劳动力人口是３．６３亿人，其中第一产业从业者是２．８４亿人，所占比率是９２．９％；１９９３年农村劳动力人口是４．４２亿人，第一产业从业者是３．３２亿人，所占比率已经降到７５．２％。就是说，现在农村劳动力中４人就有１人是在其他产业从业。顺便提一下，目前农民的黑白电视机普及率是５８．３％，彩色电视机普及率是１０．９％，两者加起来６９．２％，即１００户农民中近７０户有电视机。“农村问题”之真相
现在，农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解散人民公社的结果削弱了基层的行政能力。如今，由于个体农民成了经济主体，基层行政权力机构失去了过去那种领导作用，有向农民提供补贴等经济实权的行政权力机构已经非常少。结果，越是基层的农村，强行实现行政意图就越困难。
没有觉察到基层行政权力机构这一质的变化的农村干部虽然是少数，但确实存在。他们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充分享受了干部的特权，所以对时代的变化缺乏适应能力，仍然想以过去的那种行政命令方式来实现行政意图。结果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同已经不会盲目服从农村干部命令的农民之间，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摩擦。
第二，中共中央再三表明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党中央是通过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会议决定通知的方式来表明态度。党中央近几年主持召开了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间分别在前年１０月、去年３月和今年２月。
我们探讨一下各种“中国农村危机论”。第一，差距扩大论。所谓差距扩大，是指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以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
城市与农村、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确实正在扩大。但是，农村和内陆地区事实上也在不断发展。倘若农村和内陆地区停滞不前，只有城市和沿海地区继续发展，担心社会出现不稳定就是情有可原的。两者只是存在速度差距，因而担心差距扩大是杞人忧天。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论。这种观点有两种错误，一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二是没有弄清“盲流”和“民工潮”的差别。首先，要弄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含义。有人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有１亿至１．５亿人，意思是说从事个体农业的大约有３亿人，但因为个体农业的经营规模小，实际上有１．５亿至２亿的劳动力就足够了，这样就剩余１亿至１．５亿劳动力。但是，这１亿至１．５亿人并不是完全失业，整天游手好闲。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三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由于误解了这一情况，所以错误地认为，中国农村有１亿至１．５亿人闲着，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他们肯定就会成为乌合之众。
其次，这种观点没有弄清“盲流”和“民工潮”的差别。这两个词都是指到城市打工的农民。这种观点没有弄清两者的差别，中国原来认为农民外出打工会搞乱现有秩序，因而严格加以限制，城市也把这些农民当作包袱看待。人们过去对农民外出打工予以否定，并给他们起了个不雅的名字叫“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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