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的代价（三）

楚娣·格罗弗，５２岁，加利福尼亚州维斯塔市人
童年回忆里，最甜美的是祖母用很精巧的手绘瓷杯斟茶给我。这样的杯子她有八只，全都放在饭厅里的架上。然后她抱我，说：“楚娣，以后这些杯子都是你的。”
有天晚上父母外出，我打开厨房里父亲放骆驼牌香烟的抽屉，我点了一根，味道不好，但令我自觉像一位高贵女士。
父母闻到我身上的烟味，很生气，罚了我一顿，但那反而使我变本加厉。１３岁时，我每天抽一包。
我１６岁便离家独个儿生活。我很喜欢自食其力，自己住公寓房子，在餐馆当侍应，小帐收入也不错。我口袋里总有一包烟。
大约３５岁时，有一天我在餐桌间穿梭往返，突然喘不过气来，就像有人把我按在水里一样。我心想：没什么吧，也许是年纪大了。
七年后，我４２岁，医生诊断我患了肺气肿，那是你老觉得氧气不足的肺部疾病。我知道那是抽烟引起的，但我照抽不误。
侍应工作越来越辛苦，有时我实在喘不过气来，只得放下工作。某日早上侍候一桌全都吸烟的客人，我突然就喘起来，结果把盘子一放，走到外边，才熬过去。后来，我实在受不了，辞掉工作，烟也戒了。
医生要我用氧筒呼吸，那个丑陋的东西接上绿色橡皮管子钻入我的鼻子。我是不可能带着那东西出门的。我问：“可有别的东西代替这个吗？”医生说：“不用这个东西你是活不长的。”
肺气肿最惨的事你在平常是听不到的。挣扎着吸气，有时会小便失禁。１９９２年，我去检查身体，一路气喘吁吁。医生说：“你检验结果叫人担心。除非动一次大手术，不然你只能活六个月。唯一的办法是肺移植。”我在１９９３年动了手术，十分难受。我在呼吸机上徘徊于有无知觉之间足有一个半月之久。
移植手术到现在一年半了。我每天要吞２３颗药丸，而药丸盒子比我的皮夹子还大。
为了付医药费，我只好变卖房子和财物。终于有一天，我踏上这一生最痛苦的旅程：回娘家去。
医院手术费还没付清，而剩下来还值点钱的东西就是祖母留给我的八只茶杯。我别无他法，只好登广告求售，心里却希望卖不掉。
买家上门时，我把杯子排在妈妈的餐桌上。我记不起多年前那清凉的下午祖母用哪个杯倒茶给我的。最后我对那人说只卖六只。
他开了支票。他出门时，我感到自己辜负了祖母的信任。
我还有两只杯子，那是随烟而逝的我这一生仅存之物。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