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

【英国《金融时报》２月２４日文章】题：增强亚洲价值观（记者安德鲁·阿多尼斯）
“我估计（在新加坡）西方的影响为６０％，相比之下，亚洲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为４０％。２０年后，西方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时尚、政治和传媒的影响将降到４０％，而亚洲的影响将增加到６０％。”
这就是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本月早些时候在参加一次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时所说的话。他的话反映了新加坡上层人士增强“亚洲”价值观的决心，也反映了围绕亚洲文化观念而展开的较为广泛的地区性争论。
在新加坡的环境里，“亚洲价值观”代表的是什么？它们与“西方价值观”截然不同吗？
在诸如食品、服装、音乐、宗教和体育等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亚洲和西方影响的均势将会发生很大变化。在主要文化产物之中，语言在政府“使用多种语言”的政策的压力下成为人们有意要加以“重新平衡”的对象。然而，人们不想放弃作为教育和管理语言的英语，并且明显存在着朝着亲西方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是，当新加坡上层人士谈论“亚洲价值观”时，他们的主要担心通常不是这些表面形式。相反，他们关心的是给自己界定一个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概念，宣布存在一系列截然不同的与行为和权力有关的内在的社会假设。
去年的迈克尔·费伊事件使这场争论变得更为具体。正如新加坡的一份关于费伊事件的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它“最终与一个迅速的全球性变化的时代有关。这种变化即使不会成为对美国代表的社会和政治权力模式的挑战，也可能导致一种选择的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价值观”就是一系列有关家庭、纪律、社区和国家的重要性的概念。在新加坡教育部的门廊里的标语牌上写着新加坡所有学校都要给学生灌输的五个“共同价值”。它们是：
“国家高于社区和社会，社区和社会高于自我。”·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社区支持和尊重个人。”·
“要共识而不要冲突。”·
·“种族和宗教和睦。”·
除了第一点以外，西方几乎没有人会对这些完全实际的话的可取之处提出质疑。即使第一点也不会使所有的“西方人”都持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但是，要按照不同的方式将他们区别开来。左翼人物可能不赞成“国家先于社区”的观点，而李光耀非常佩服的撒切尔夫人就曾经嘲笑过“社会高于自我”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