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二）

据纳粹档案记载，这趟旅程开始时车上有５０００名囚犯，到结束时幸存者只有４３３人。哈默所在的那节车厢，上车时有１００人，抵达终点时只剩下２０多人。另一节车厢则堆满了尸体，直堆到车厢顶部。
没有一个人走得了路，所有的人不得不爬行大约１００英尺到一个空场上点名。哈默用双手和膝盖费力地在地上爬着。他听到一声熟悉的命令：“犹太人站一边！”他知道这话的含意。自从一年前他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以来，他就一直在竭力避免被纳粹选进死亡者行列。他装得不引人注意：耷拉着眼皮，绝对服从卫兵的指挥。他对自己说：“现在不是反抗的时候。”如果他现在不装成绝对顺从的样子，他的命就保不住。
集中营的一名卫兵手拿点名簿出现在囚犯队伍面前，他挨个问囚犯的姓名。当他问到哈默时，哈默抬起眼皮，用英语回答：“彼得·霍华德。”卫兵便走过去了。哈默其人
尼古拉斯·哈默（他起了一个英语名字）现在是伦敦的富商，住在梅费尔，过着安静的生活。上周我问他，如果当时他在纳粹集中营报了真实姓名并且爬到犹太人一边他能否活下来。“不会，”他回答说：“我知道有两三个人是这样做的，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现在７６岁的哈默仍在工作，做纺织品进出口生意，而且赚了大钱。从达豪到格罗夫诺广场是个漫长的历程，但是他没有拿战后德国“赔偿费”的一个便士。
与纳粹大屠杀的许多幸存者一样，哈默一直在密切注视被心理学家称之为４０年综合症的现象。在４０年当中，他说他什么也记不得了，他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他在集中营的所见所闻。当他１９４７年恢复记忆时，他妻子对他的过去还丝毫不知。索尼娅·哈默只从家庭医生那里大概知道他丈夫的生平。她之所以请一个家庭医生，是因为她在婚后每夜都听到丈夫发出尖叫声。当他的小儿子问他为什么要在左胳膊的前臂烙上Ａ—１２１５２这个数字时，他回答说这个数字是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这样做只不过是帮助记忆的一种办法。
“我不同任何人谈任何事，”哈默说：“从根本上说，我是个英国人。我的生活是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３日开始的，其余的我都记不得了。”他的语句中偶尔还带有中欧口音。尽管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但是他知道他能活着并叙述他所见到的一切，应感激那些死去的人。１９８６年，他身体还很健壮，但毕竟上了年纪。他被引荐给《犹太纪事》周刊的杰拉尔德·雅各布斯。
在此之前，大屠杀的幸存者曾找过雅各布斯，要向他介绍他们的情况，都被他打发走了。
“一切都应当公之于众，”他说：“而且应当被记录在那段骇人听闻的历史中。将它们记录下来既是对死难者的纪念，也是对后辈人的教训。”不幸的是，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不可靠的记忆、极差的通信条件及其他种种困难妨碍了记录第一手证据的工作。
哈默的叙述却非同寻常：他对过去的回忆是那样清晰准确，而且为他的叙述提供了证据。连续４年，雅各布斯与哈默每周会面一次，哈默向他口述他过去的经历。
唤醒对可怕往事的记忆对他的影响也是极其可怕的。这位生意场上成功的商人开始悄悄地狂饮作乐。但是他回忆的结果却精编成册，并于本月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５０周年前夕出版。书中将纳粹大屠杀的种种罪行浓缩在他个人的经历之中。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