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十一：尼克松不得人心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十一：《我会见了人们没有向你们谈过的那些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所谓沉默的人”》
坎卡基。我离别了芝加哥，来到这个宁静的小城，看看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属于这个“中等美国”的居民交谈，美国这一部分是欧洲很不了解的，而它在美国却很重要。
坎卡基有三万居民，加上它所属几个县的人口，那就要多一倍。坎卡基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由美国和法国的一些打猎的人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的，它的名字在红种人的语言中就是“美丽的草原之国”的意思。第一批移民之一法国人勒瓦瑟和在他之后从邻近的魁北克来的同胞们称之为“坎凯凯”。对于一个这样年轻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十分悠久的历史了，因此，坎卡基骄傲地自认为是一个“古城”。坎卡基的人们的言谈
坎卡基当然不是天堂。但那里人们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在坎卡基逗留期间，同四十来个属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作了长谈。
是经济危机吗？百分之五的人失业，十二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一个高级干部说：这毕竟比全国平均数小一点。一个大工厂的监工说：“人们每周只工作四天，厂方正在考虑解雇。”丈夫在非常现代化的市立医院工作的一个家庭主妇说：“物价不断上涨，养活全家花费的钱每周上升。”
买卖怎么样？一家减价出售的商店经理对我说：“不坏，但比去年同季滞销了。人们都勒紧裤腰带了。但这里的价格比较低，我们还能赚钱。”这天晚上，我注意到，在漂亮的商业中心，顾客十分稀少。
毒品呢？和我交谈的父母都很担忧。甚至青少年也吸起大麻叶来了，“烈性毒品”也逐渐开始蔓延。发生了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青少年，因为吸了海洛因、致幻药和苯氨基丙烷而紧急住院治疗的事例。一个年轻的母亲说：“芝加哥离这里太近了。贩卖毒品的人很容易到我们这里来。”
种族问题怎么样？坎卡基人口中有百分之十五是黑人，几乎看不到破烂的房子，但是“白人”住区和其它住区是分开的。我碰到的工人和小职员，他们的言谈有时无意之中流露出种族主义。
一个中学的黑人教师兼学校社会关系（即种族关系）负责人约翰对我说：“去年当小学和中学全部一体化时，市里差一点爆发种族事件。最后，多亏白人和黑人家长，特别是学生的努力，问题解决了。我们学校从低年级到毕业班共有七千八百名学生。每所学校都有一个黑人校长或副校长。我自己就是教‘黑人历史’的，我们三百八十名教师中有六十名是黑人，而五年前只有八名是黑人。”
约翰是一个漂亮、聪明、有教养的人，他微笑着对我说：“在两所中学里，学生们在一九七○年象每年一样选出‘美女皇后’。得到‘美女皇后’称号的两个姑娘是黑人。”他补充说：“你知道，这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小事，然而却十分重要。‘黑人就是漂亮’这个口号使孩子和大人都产生信心。自从学校一体化以来，有一对对的白人和黑人男女青年一起外出、一起跳舞，他们互相看望。”
“当然，也有一些白人家长表示反对。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往往正是他们的子女和黑人建立了爱情或友谊。在坎卡基，这一代将不会比年长的一代更有种族偏见，或者说他们的种族偏见将比年长的一代少得多。
约翰想了一会儿，他说：“每次发生冲突或事件，我都是首当其冲。对于某些黑人来说，我是‘托姆叔叔’（黑人战士称他们种族兄弟中的‘投敌分子’为‘托姆叔叔’）；对于白人种族主义者来说，我是一个可怕的黑人战士。搞我这一行就是这样，这个城市给我工资，让我充当中间人、调停人的角色，当这个角色必然是两边不讨好的。”尼克松不得人心
在纽约到巴黎的飞机上。在大西洋的上空，我思索着我刚刚度过差不多两个月的七一年美国的矛盾、忧虑、希望、现在和未来。
我仍然相信，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强大足以使它能摆脱目前的经济危机：如果在今后十二个月中经济危机继续下去或者恶化，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的总统选举中就会失败。但是，他既不是魔术师，又不是万能的人。他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引起了某些希望，但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毕竟使我得到深刻印象的是，在我见过面的二百五十个美国人中，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白人还是黑人，只有四、五个人向我说过他们总统的好话，其余的人——和尼克松一样属于共和党的人、反对党民主党人或“无党派人士”——都不谈他们的总统，或者说他的坏话。
美国的希望，我已经说过，是今天十六到三十五岁的年青一代。经常威胁这个国家的不是苏联或中国的火箭。不是的，而是一年比一年扩大的白人同黑人之间的冲突，是穷人、失业者同这个“中等美国”的实行鸵鸟政策的这些“中等阶级”（包括许多白人工人）的几千万成员之间的太明显的对比。
“喷气机”的四个发动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在我脑海中再现的这几百个美国人没有同我谈过的是哪些问题呢？首先而且特别是没有同我谈过“越南”问题。然而，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几乎大家都在谈论越南问题。尼克松使美国舆论相信美国士兵将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离开印度支那，因此他甚至在青年中已使“越南热”降温（作者注：但是在今天，我的调查刚刚结束，柬埔寨问题的新危机完全可能使热病重新发作）。如果他撤军办不到呢？有些人谈到他可能办不到，从而也会导致明年在选举中失败。
所有这些美国人都很少同我谈论过欧洲，没有向我询问过我国的情况。他们想的是自己的事，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危机和问题。正如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飞机上遇到的一位不相识的旅伴对我所说的：“当一个人肚子痛得要命或发高烧时，他是不大关心他的邻居的。”
我还要补充一句，是我在飞机上的交谈中提到了“欧洲一美国”的问题。他知道我是法国人，因此他认为同我谈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完）（文中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