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八：《“青年的反抗”得到他们父母的同情》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八：《“青年的反抗”得到他们父母的同情》。
底特律。电话铃一响，主人就起身到隔壁的客厅里接电话。过一会，他把门启开一点，左手捂着话筒，压低了声音说：“是他！是他！终于有了着落！”
他们的十九岁的儿子失踪十一个月来音信毫无。他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小伙子，业余电影的导演，象和他相似的许多人一样留着胡子和长发，一九六九年我目睹了这个被宠爱的独生子和他的父亲、底特律很有名的工程师、公司董事之间的一次激烈的争论。小伙子对他的父母进行了猛烈指责，指责他们的“种族主义”、他们的“假爱国主义”、他们“过于奢侈”的生活方式，什么话都用上了。然后他离开饭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母亲没作声。父亲说了一句此时流行的关于“两代人之间的隔阂”的话。一个“左翼分子”的儿子
今天，我应他的父母的邀请去吃晚饭，只有我一个人和他们在一块，在电话铃响之前我正在听他们讲述他们儿子突然失踪的事。显然，我的东道主是富裕的资产阶级。与我有十来年交情的这位父亲是“自由主义者”，他反对越南战争。如果在法国，他这样的人会被看作是“左翼分子”。
那么，为什么和儿子发生这种冲突呢？
父亲回到饭桌上来了。他变了样，笑容满面。我的朋友对他妻子说，吉姆从加利福尼亚打来电话，他向父亲讲述了他十一个月来的生活，说他没有来要钱，并且很幸福。“他说：爸爸，我靠给人家教授吉他，在一个车场里当技工助手挣钱谋生。我报名进了大学。我像我多年来所希望的那样生活着。我什么坏事也不做。我不吸毒……”
这是“七一年美国式”浪子回头的老生常谈吗？不是。我刚才目赌的正是数十万美国家庭眼下所希望遇到的场面。根据最认真的估计，每年约有五十万左右还不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年逃跑，他们离开舒适的生活或家庭的冲突，“去过自己的生活”。
父母们承认：“孩子是有道理的”
在我进行调查的每个阶段中，我常常听到父亲或母亲就象今天晚上在底特律那样对我说：“自他走了以后，我反复思考，我看了一些书，研究了我所信任的一些大报和杂志所作的调查，看了就象我孩子的兄弟姊妹般的年轻人在电视里为反对约束、社会上的非正义事例、种族主义而进行的辩论。现在，我明白了。大多数父母认为，‘小家伙’是有道理的。而我，过去则对他的长发或肮脏的衣服感到恼怒。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动荡
像我上面所讲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富裕阶层、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中间。我从这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造反”青年的政治与社会意识，使他们父母中不少人受了“感染”。
四、五年来美国所经历的动乱时期，到一九七一年，由于经济危机而更加恶化了，它震撼并影响着四十岁和五十岁那一代人。他们也发现现行“制度”有毛病、缺点和虚弱症，而这些，是美国的政界人士、总统和副总统的“漂亮演说”所竭力掩盖而又掩盖不了的。
大城市的全面危机：预算亏空，贫苦群众（白人和黑人）日益增加以及那里的空气和水的污染使得有些地方变得令人不能容忍，“成年人”认识到这个全面危机，并身受其苦，因而他们也愿意“做些迫切而实际的事情”来加以弥补。我看到了这方面的许多例子，特别是在地方上，在学校、妇产院、棚户这些方面。一个经济、社会、精神上的大动荡震撼着这个处于动乱时期的美国。这是所有正处在过渡时期的国家的情况。
在建筑业方面，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者
芝加哥。在一家价格便宜的饭馆里，我和同桌的一个当了二十五年泥瓦匠的人进行了谈话。他对我说，建筑工人属于美国工人中工资最高的行列。他们强大的，但是数目有限的工会在一九七○年争取到了工资的大幅度增加。尽管受到华盛顿的严厉指责，工会实行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政策。在他们的行列中，他们既不接纳黑人，也不接纳“褐色”人种（墨西哥血统的美国白人）。
一九七○年，在芝加哥、匹兹堡、纽约、西雅图、旧金山，黑人举行了反对这种歧视行径的示威游行。发生了激烈的殴斗，警察进行了弹压。
此人接着就在芝加哥黑人区泛滥成灾的罪行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靠公共救济——我作为纳税人也出了钱
——生活的黑人淫妇生的这些孩子们、这些懒虫们，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应当经受我的祖父母所经受的考验。他们只要从下层做起，然后，人们就会看到他们有什么能耐。”
我甚至不试图去说服他。然后，更加有意思的是，我的对话人的儿子（十八岁），以青年人的激情，小伙子逐字逐句地重复讲父亲的那番话，但是，词句更粗暴，论据更“实际”：“只管揍死他们，再说，警察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黑人卡车司机赢了
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前“少数种族”——波兰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德国人——比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或西班牙血统的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更厉害。民意测验证明了这点。我个人的接触也证明了这点。大量的社会学方面的调查研究也证明了这点。
美国是个矛盾重重的大杂烩，数以百万计的人谋求进步，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的偏见或信念却构成进步的障碍。
西雅图。有反动，总归要引起针对反动的回击。一个“黑人组织工作者”对我讲述了他怎样在西雅图通过骚动、抵制和黑人卡车司机停工等使建筑工会屈服的：“我们几十个有色人种兄弟终于被接纳为会员或徒工。我还建立了一个公司，它将是由黑人建筑工人办的一个企业，将为我们修建房屋、医院和学校。”
他希望目前的经济危机会迫使美国工人不分肤色重新团结起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我的对话人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工人和学生身上。
他抱这种希望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不能肯定。（文内小题是原有的
——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