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四：《我和警察在芝加哥黑人区进行了一次夜间巡逻》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四：《我和警察在芝加哥黑人区进行了一次夜间巡逻》芝加哥（伊利诺斯州）
“彼得说，这是贫困造成的问题。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我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彼得和吉姆一样，是个年轻的白人警察，二十三岁。我坐在他们蓝灰色的巡逻车后部的长凳上，巡逻车备有一架无线电话机，与芝加哥第十八区警察所保持经常联系，第十八区是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犯罪率最高也是最贫困的区。去进行巡逻的那个分区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黑人。
我按照市警察局总部给我约好的时间：十九点来到警察所。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巡逻加强，这是一天里犯罪急剧增多的一段时间。告密者喝可口可乐解渴
当我走进警察所一楼的大厅时，我就感觉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穿便服的五名军士级警务人员和警察在紧张地接电话和回答巡逻车的无线电报，下达简短的命令。他们没有时间来照管我。
我站在那里，眼看耳听。穿制服的警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穿便衣的巡官来去匆匆，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部分是二十到二十四岁的年轻黑人——跑来同警官们交头接耳说话，在小纸条上写上一些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在自动售货机取出一瓶可口可乐解渴，接着神秘地离去。这是一伙“告密者”。出动三十九辆警车
搜索罪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我到达之前二十分钟，据称：一伙黑人青年闯进一家酒吧，朝着大伙开了枪。后来得悉：一人在医院里死去，三人受重伤。这伙青年罪犯搞了这一手之后落荒而逃。警察所长就要求增派人马：于是随即出动三十九辆巡逻车，分头到其他酒吧，在大街小巷到处搜索，但迄今没有抓到一个人犯。
我顺便在这里指出：所有穿制服的警察，包括军士级警务人员在内，胸前都佩戴一块刻上自己姓名的牌子。
十九点四十分。负主要责任的警察所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把我介绍给和我一道去巡逻的两个警察。
十九点四十五分。巡逻车出发了。正在这时，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在警察所前面停了下来，一个中年白人喊道：“在灯光明亮的大街上，有人用石块把汽车的玻璃窗打碎了。是一伙年轻黑人干的，他们跑了。”叫彼得的那个人叫他去报案。家庭纠纷的危险性
话刚说完，无线电里就传来第一个报案的通知：“某地有一伙行迹可疑的年轻人”。我瞥见他们熄了车顶上的蓝色闪光警戒灯。汽车喇叭不叫，一直往前开。吉姆说：“不用打招呼。”
十九点五十五分。下雨了，街道上冷冷清清。突然，开车的吉姆打开探照灯，照出一伙急步行进的年轻人。彼得对我说，“先呆在车子里，不开枪你再下车。”他掏出武器，慢步逼近这伙年轻人
——五个小伙子，一个姑娘——他们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他们把手举了起来。吉姆离他的同伙两步远，用大型自动手枪保护着他。那伙年轻人让他们搜查。我下了车，看清了他们的面孔：目光显出顺从的神色，在黑人的发型下面部毫无表情。一片静寂。警察摘掉了他们的便帽（这个警察稍后对我说：“为了看一看他们是否在里面藏有刀子或武器。”）。当时的场面并不粗暴。但暴力潜藏在后面，幸而没有爆发出来。
二十点。警察所长的声音说：“对某街段的小巷进行搜索。”
二十点十五分。无线电上说：“前往某地去，那里发生了家庭纠纷。”我们进入一座破旧的、灯光暗淡的住房。四个幼年儿童紧靠在他们的母亲——穿着寒酸的一个怀孕的黑人妇女——身边。是她向警察报警的。她以发抖的指头指着她的年轻的丈夫说，“他要打我。”丈夫用发怒的语气说，“她不给我吃的。”于是她就嚷嚷说，“我从市里领救济费是给孩子们吃的，不是为了养活他的。”搜查儿童
彼得说：“算了吧，他没有吃的，他是你的丈夫嘛！”丈夫也哭了起来，说：“我失业已经六个月了。”一下子，全家都泣不成声，包括看来不满一周岁的最小的那个孩子在内。彼得说：“这是贫困造成的问题。”
二十点三十分。巡逻车重新出动，几分钟之后在两个小家伙（至多十岁）面前停下来。我就问：“搜查这些小孩子干什么？”回答：“运送武器的往往是这些年纪最小的家伙。”两个小家伙手里拿着一只毛绒制的大熊（儿童玩具），他们说：“是在垃圾箱里找到这个玩艺儿的。”
二十二点。继续巡逻，继续搜查，又碰到一批批青年和坐在汽车里的人。没有搜查出名堂来。十一个黑人青年被捕
二十三点十五分。逮捕了一伙青年共十一名，八个小伙子，三个姑娘，这是一小时前彼得提醒注意的那一伙。在他们身上搜出几十颗手枪子弹和一些步枪子弹带。一个黑人巡官对他们的审问我听了五分钟。他们拒不回答。但是看来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今晚发生的“枪击案”的那伙罪犯的年轻首领的名字。比和我一起巡逻的警察年纪大的一个警察说：“这是纠集在一起的成批黑人在继续捣乱。”
随后，直到凌晨一点，照例还是那一套，一个副警察所长对我说：“芝加哥的警察你已经看到了，人们给你派了一些高明的警察来在一切方面向你作妥善的介绍”。
青年人中百分之四十是失业者
我的夜间巡逻到此结束。我预先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我接触“坏警察”，因为我曾正式要求作这次报道，而且人们到处避免让记者们看到最坏的东西。自从一九六八年九月在芝加哥举行民主党代表大会对游行示威进行野蛮镇压以来，我也知道芝加哥的警察并不是美国最好说话的警察。从三十年代和艾卡彭（艾卡彭是二十年代后期芝加哥的大流氓和杀人犯，当地警察局也在他控制之下——本刊注）的年代起，芝加哥的警察一直保持着不变的传统。
但是，最人道、最有教养的警察，也不能解决他们的城市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不是他们的职责。同吉姆和彼得在一起，我看到了芝加哥穷苦的黑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苦难。在吉姆和彼得搜查的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青年人当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失业者。（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