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幽禁岁月（十三）

但台湾的《中国时报》则捅出了个中的“天机”。它报道说，这封信是张学良向“有关方面表达、并征询意见”，和“经与友人和有关人士商讨”后所写的，人们心中不禁又疑云翻腾：这个“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是何涵意？张学良若已完全自由，撰文致意均可顺乎己意，又何必还要有劳于他人的介入呢？
人们似乎从中窥见了张学良的苦衷与难言之隐。他的苦恼由此可见一斑，而从这苦恼中，显然可以看出，他的灵魂绝没有因“西安事变”而伏地称罪。面对世界的，仍然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而他越是沉默，海内外对他自由的关切就越是加深。
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张捷迁教授对记者忿忿而言：“中国经过‘西安事变’，才由连年内战扭转为统一抗日的趋势。而张学良将军当年因主持‘兵谏’而获罪，招致幽禁５２年。对这样一位民族功臣，时至病衰暮年之际仍无真正自由，引起海内外人士无限的关怀。”
当年拘押张学良的人早已撒手人寰，继承其衣钵的儿子也已魂归西天，连头号狱卒刘乙光也于１９８６年因病去世，但“西安事变”的最后结局仍是余音未绝，张学良所向往的自由天空上，仍有一具巨大的幽灵在窥视游荡。
海内外的舆论都在瞩目张学良，但却无法靠近复兴岗那幢寂静的宅院，无法接近紧闭双唇的张将军。
一个偶然的机会，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在荣民总医院意外遇见了因患重感冒住院治疗的张学良。于衡想方设法避开四名日夜轮流看守的“随从人员”，八次闯进张将军的病房，向他进行采访。这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所接见的第一位职业新闻记者。在一片洁白的病房中，身着宽大睡衣，纯朴得像是乡间老农的张学良将军侃侃而谈，讲自己读书传道的感想，讲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状态、病中的感触，海阔天空，几乎无所不及，但却只字不提政治和“西安事变”。
最后，他以无限留恋的目光望着窗外的鲜花绿树，说：’“‘西安事变’前的那一段，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