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非洲》载文：谈巴勒斯坦游击队情况

【本刊讯】《青年非洲》周刊最近一期刊登该刊驻安曼特派记者阿尼亚·弗朗哥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安曼战斗结束后的三个月内，约旦首都变成了一座死城。
在安曼的所有入口处，有好几道贝都印人的路障，贝都印人仔细检查所有车辆，经常违反安曼协议逮捕抵抗运动的战士，尽管他们带着抵抗运动中央委员会发给他们的合法证件。一些法塔赫的领导人也曾遭到逮捕，并且在被这里多少认为是太上皇的巴希·拉德哈姆领导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进行干预而获释之前，受到虐待。这个委员会对于塔勒为逐步消灭抵抗运动而玩弄的狡猾手法仍然是无能为力的。这个国家的军队和所有行政部门清洗了数以千计的支持抵抗运动的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在驱逐了城里的敢死队之后，它甚至成功地“临时性地”解除了民兵的武装。
此外，人们的印象是，约旦不是一个政权，而是有好些政权：警察的政权、军队的政权、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的政权、属于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们的政权。在国王不在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提到那些不执行安曼协议的人发动希腊式的政变的可能性。
记者在公路上来往需要约旦新闻部的通行证，没有抵抗运动的通行证和敢死队员当向导，就不能进入安曼居民区、难民营或者北部的某些村镇。
因为抵抗运动仍然在安曼，在阿什拉菲耶区，在瓦赫达特营，在巴卡营，或在阿杰隆山区和伊尔比德地区。在那些营地里，巴勒斯坦武装斗争指挥部在维持秩序，并且行政管理仍然在敢死队手里：瓦赫达特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一位前战士领导，巴卡则由法塔赫的一个成员领导。我们象过去一样，观看了民兵的训练和“幼狮”的训练。
我从这次对约旦的短暂的访问中得到的印象是，如果说在九月的安曼战斗中抵抗运动没有失败，而是相反的话，抵抗运动就不会或不可能利用那以后的几个月来阻止一项新的消灭企图。
这个看法，抵抗运动的许多干部都向我谈到了，他们的批评可以概括如下：
——人们未能吸取安曼战斗的经验，利用新闻手段来争取约旦群众。本来是能够这样做的，例如，在敢死队所在的各个地区，既没有强奸事件、也没有诈取、掠夺的情况，居民得到保护（而在贝都印人经过的地方情况却相反）。
——人们研究了一些错误，但是除了军事统一之外，在政治统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
——由于纳赛尔逝世造成一种真正的慌乱，人们让高级委员会——它是那些更愿意接受政治解决的软弱的阿拉伯政权的代表——去“保护抵抗运动”。其结果是它的权力不断地遭受到削弱。最近一个事例是部分解除民兵武装来“向国王作姿态”。
——安曼战斗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中央委员会还是由原来的人组成，其中某些人代表着已经消失的组织，而一些表现了领导人素质的战士仍然没有决定权。
——在军事上，抵抗运动没有采取建立在秘密行动和疲劳战的——即建立在游击战上的新战术，而是被卷进象在杰拉什的那种残酷的阵地战。
——创始者们认识到，虽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政治思想的枪杆子仍然是无用的。
——抵抗运动习惯于从约旦领土上进行活动。
实际上，大家都意识到，抵抗运动要存在下去，要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取决于法塔赫内部存在的矛盾的解决。
阿杰隆地区的一个年青的政治委员对我说，“在安曼战斗以后，同其他的一些组织一样，法塔赫没有分裂。但是，如果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解决，如果不尽快地召开民主代表大会，必将产生对立”。
他还对我说，在去年十二月份召开的革命委员会会议上，法塔赫的创始者们不愿意人们讨论分歧，以便不使运动分裂。许多年青的干部都提出责问。他们想知道，既然在“罗杰斯计划”之后就预料到要消灭抵抗运动的这种企图，那么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为什么被卷入战斗，而不为获胜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些干部不同意部分解除民兵武装。阿布
·阿马尔被迫谴责那些在他不在时签订协议的人。
法塔赫的第二号人物阿布·伊亚德在法塔赫发动武装斗争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黎巴嫩的一个难民营里发表的讲话中批评了他所参加的领导，“我们已资产阶级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轿车，有三四个卫兵。我们过份重视排场、列队游行和欢呼。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没有照相机，这一切就不见了”。他还批评了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它“在国内战争结束以来没有开过一次会”，“如果能举行一次会议，那也能对付约旦屠杀后出现的心理战”。最后，他明确地说，抵抗运动的唯一同盟军是人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