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奖券的日子

【台湾《新新闻》周刊１月２８日一期文章】题：在没有奖券的日子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作者萧菊贞）
１月１８日，台北的温度在经过寒流的连续侵袭后，稍稍地露出了一丝暖意。中午在信义联勤俱乐部里，由宗教团体赞助，为台北市友爱残障联谊会举办了一场人间有爱岁末联谊会，除了餐后有摸彩之外，会后还发了许多米、面、洗衣粉等日用品给这些残障朋友，许多人坐着轮椅、撑着拐杖，互相扶持……
友爱残障联谊会成立于民国７６年，这个团体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都相当陌生，但是一定不会忘记在台湾发行了３７年的爱国奖券，以及那些在大街小巷、十字路口、车站、餐馆拿着一叠叠爱国奖券的老人、残障人士。曾经，这群弱势的人们在爱国奖券被迫暂停时，他们从小南门走到行政院门口，跪在地上哭着陈情；曾经，他们被政府的“暂停”骗了，等待了半年、或二年、三年；曾经，他们有将近九成的人都去卖口香糖；曾经，台北市发行爱心彩券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是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他们又失业了；如今，“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的通过遥遥无期。
这七年来，他们默默地与现实生活搏斗，有些人转业成功了；有些人却不断的跌倒；有些人甚至放弃了生活。他们的生活，没有包装、没有矫饰；他们的故事，在许多被忽略的角落里进行着……陈秋明和高昭夫妇
他们的家在安康社区，一间１２坪大的房子，夫妻俩都坐轮椅，有一个五岁大的小女孩。
“我还是比较喜欢卖爱国奖券，生活也有保障，不然像我们坐轮椅的也没人要，饿不死也吃不饱，而且我还有小孩，生活真的很辛苦！”陈秋明在民国６２年退伍才两年就出了车祸，造成半身不遂。当时，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还曾经一度吃老鼠药自杀。回忆起当初的情形，他难过地说：“我出车祸不久，我父亲又去世，当时真的不想活了！被救起来后，灌肠灌了一个星期。出院后，我到钟表行修手表，看到那里有一个人断手断脚，还用嘴咬着工具修表，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没用，后来又有朋友拿‘汪洋中的一条船’给我看，我看得一直哭，人家在地上爬都可以活下去，当时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后来离开了钟表行，就去卖奖券打算靠自己赚钱”。
而在一旁的高昭一边拿出她收集的一两百张爱国奖券，一边笑着说，“我是嫁给他以后，才跟着他去卖爱国奖券的，一开始我不太敢卖，在街上比较不好意思，不过我看到警察的时候就跑得很快喔！”高昭想到当初嫁给陈秋明的时候，她父母亲反对，陈还去借了十万块去她家提亲，婚后陈为了还钱，一天去卖奖券１８个小时，让她真的很感动。不过没想到结婚没多久，政府就宣布要暂停发行爱国奖券了，一回想到当初的情形，高昭就忍不住红了眼睛，“我们两个就在家里哭，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后来，为了过生活，他们夫妻俩就到一些市场去卖口香糖，这一卖就卖了八个月。不卖口香糖后，他们也经由社会局的介绍，到一些工厂去应征，不过不是有学历限制，就是嫌他们的轮椅占空间，他们觉得很无奈。最后有了孩子后，他们就在家领残障补助金。在那段时间，他们曾经拿了一些手工到家里做，贴标签贴纸１００张两块钱，但是没多久就被社会局查到，反而将他们的补助金减半，那个时候他们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到处求人说情才在一年多后恢复，目前他们再也不敢随便赚钱了。黄世芳失业！住在家里。他卖爱国奖券卖了１５年。
停售之后，黄世芳一开始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卖口香糖，后来还到忠孝东路附近去卖一些小饰品。那个时候一个小时要跑一次警察，双脚不便的他，最后在一次追逐中又摔伤了，脚再度受伤，让他在家休息了三年。这段期间他没有办法领到任何补助金，因为他父母亲还在，而且有两个弟弟，所以他每个月就靠弟弟给他２０００元零用钱。
台湾的公家机关有雇用残障人士比例的规定，黄世芳也曾经到了其中的“一家”去试过，不过最后他放弃了。“他们要我去收发公文，常常要一楼到三楼跑来跑去，而且没电梯！我的双脚都不方便，要靠拐杖上上下下很吃力。”徐庆昌和陈丽娟夫妇
徐庆昌坐着轮椅，双手也有些不方便，陈丽娟比较轻微。
“我们很倒霉！结婚那年刚好爱国奖券就停了，真的是很难过，生活不知道怎么办？”一想到当时的生活，陈丽娟就忍不住掉眼泪，久久不能平复，“我们夫妻都是残障，实在很难找到工作”。
徐庆昌也曾经去卖口香糖，后来卖的人太多了，所以就放弃了。陈丽娟在这段期间也曾经到成衣工厂和西装店工作，她提到，虽然自己的手比丈夫的好，但是动作上还是比一般人慢，“别人一天可以做几十件，我只能做几件，而且有时候需要搬东西，因为我不方便，必须依赖别人，所以我就放弃了”。
陈丽娟激动地说：“其实外界都以为我们很喜欢卖奖券，他们都错了！如果我可以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那我才不要卖奖券。我们去卖奖券也很辛苦的，我先生常常要从早到晚憋尿，有时候遇到吃坏东西了，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这些故事并没有结束，他们仍然在自己的舞台上努力扮演着自己，只是他们还需要社会多给他们一些灯光、一些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