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近况》（四）

新谷：这是有计划将他们一个个分散地送到荒村僻地。如果拒绝苏修当局的命令就如何？
菊川：那就陷于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更无处栖身的境地。有个印尼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原在莫斯科的一处工地担任建筑工程师。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解雇通知书，不准他住在莫斯科，硬是把他从住处赶了出来。那个印尼工程师只好过着白天就在街上踱来踱去，晚上睡在火车站的游荡生活。有一天夜里，他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睡觉，突然发了急性阑尾炎，几乎连命都送掉。
新谷：苏修对留学中被迫亡命的爱国进步青年有什么仇恨，何以用这样厉害的手段对待他们？反革命分子的面目真是昭然若揭。
菊川：在印尼的毕业生当中，有些青年已过了两年以上的失业流浪生活。因为他们持有的是印尼政变以前苏加诺政府的护照，在苏联已经不通用了。苏联方面曾对持有前印尼政府护照的留学生发给一纸临时性的“外国人居留证书”，距今约两年半前，就把那些临时证书收回了。印尼留学生没有苏联当局发给的“证明书”，在苏联逗留就不能算是合法的。有一位印尼青年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住处，被迫过了两年以上的流浪、失业的生活。今年三月的一个早晨，苏联内务部的官员带领着警察到来，将那个青年逮捕。理由是“非法居留苏联达两年之久”。
新谷：逮捕之后，苏联当局对那青年怎样处置？
菊川：听说将他投入监狱了，那个青年同苏修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抗议说：“我是为了反对苏哈托—纳苏蒂安法西斯政权，现在被迫流亡。你们完全没有理由逮捕我。”他在狱中并进行了绝食抗议。苏修当局没有办法，只好在他下狱的第十三天把他释放了。
新谷：你在谈话中讲到印尼一个学生，因为未获准许发行印尼文的印刷品，被驱逐出境了，从这件事使人感到苏修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更加严厉了。
我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时期，无论是苏联人或我们外国学生，如持有除了打字机以外的印刷工具，就需要苏修当局的批准。
当时以拉丁文字为自己国家语文的巴西和印尼学生们，则可以使用打字机打蜡纸，油印发行自己的定期小型报纸。当时苏修当局认为这是外国人的内部发行刊物，故视而不见。
菊川：苏修当局对大量印刷工具极为神经质，警惕着人民利用钢板等工具印刷标语或宣传品，它们对此严加取缔。甚至对人民在街上买纸的数量也加以限制，一个人只能买一个人的用量的纸。至于钢板、油印用的油墨，一般人民就更加不易得到了。
新谷：墙壁上贴出大字报，这类事情在苏联恐怕是连想也不敢想吧。
菊川：正是，如果有人贴大字报，马上就会被捕送入监牢或精神病院关闭。
最近苏修对人们口头上的说话也施加压迫了。例如，大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现在在这些场合上的发言，如果超出了苏修规定的路线以外，就会受到用各种借口施加的限制，不给他发言机会。（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