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外事报道》文章：《苏联的困境：（二）少数民族不安定》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一月十四日刊登一篇题为《苏联的困境：（二）少数民族不安定》的文章，摘要如下：
有迹象表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东欧日益丧失控制力的时候，俄国人对于苏联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感到很忧虑。这或许是当前世界在犹太人（他们远非俄国唯一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命运问题上的激动情绪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副作用。
苏联领导人目前担心，““民族”反对派和其它地下反对势力之间可能建立联系；他们还担心一些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强将在俄国境内产生心理上的影响。
粗略地说，俄国的政治犯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种类，坚决主张民权的人，在宗教问题上反对政府的人和民族主义者。“私印刊物”（即地下刊物）显示，许多非俄罗斯人以专门术语上所谓的“民族主义”罪名（例如被流放的各族人民要求回他们的故乡）正在监狱或苦役营里呻吟；他们继续参加绝食和把请愿书及其它文件偷运出国来争取他们的权利。
有两个民族目前出版与最重要的著名刊物《时事纪事》相似的刊物。刚好在一年以前，乌克兰人出版了第一期《乌克兰先驱》，它列举了他们共和国发生的镇压的事情。大约三个月以后，一家类似的犹太人出版物《埃克索德斯》问世了。
除乌克兰人以外，民族反对派很少有什么人提出了脱离的问题；他们由于明显的原因不想做得太过分。但是，反对政府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包括各阶层的人，而不仅仅包括知识分子，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族人几乎全都参加了争取获准返回故乡的运动。
因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几乎是一致提出了抗议，所以苏联当局已给予他们特别重的惩罚；他们的运动有十名领导人在一九六九年七月被关进了监狱。但是这一抗议运动并未减弱，而在继续进行之中。据《时事纪事》说，其后不久，由四百五十六名鞑靼人签名的一份抗议文件送交给了党中央、波德戈尔内主席及其它有关方面。去年曾有消息说，乌兹别克斯坦进一步清洗了鞑靼领导人。
莫斯科对犹太人的歧视，是从民族和宗教两方面考虑的。上面提到的地下出版物《埃克索德斯》颇为详细地讲述了压制犹太人文化权利的程度。将近二十五万犹太人——占犹太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左右——已经申请批准迁居国外。仅仅提出申请就是冒着遭受加紧迫害的风险。
继犹太人之后，乌克兰人对苏联当局来说，是最严重的民族主义问题——其所以最严重是因为乌克兰的人口多（三千七百多万）。不断有消息报道基辅、哈尔科夫、里沃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伊凡诺一弗兰科夫斯克等许多城市都有不满情绪。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公开参加反对派运动，但是，看来他们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措施——这可能反映出，乌克兰官员们暗中对他们有某种程度的同情。
但是，较小的人物受到野蛮虐待。
《时事纪事》披露了有人处心积虑地企图没收或毁坏乌克兰文化档案的情况。在基辅一九六九年一次大火（据认为这是由破坏造成的）中，毁坏了重要的历史档案。前五年，基辅的乌克兰科学院图书馆同样地遭到了破坏。
从长远的趋势来说，有两个重要问题：
一、民族主义反对派将能够彼此结成联盟、能够同非民族主义反对派结成联盟到什么程度？
二、莫斯科的镇压政策只会点燃民族主义火焰到什么程度？
五年前，乌克兰作家伊凡·久巴在他所著的《是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里遗憾地写道，苏联的反对派并不支持民族主义少数民族的要求。但是，从那时以来，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得到反对派格里戈连科将军和已故作家科斯捷林的积极支持。一九六八年举行的科斯捷林葬礼的确有许多鞑靼人参加，而且格里戈连科发表讲话赞扬了他们的事业。、同样，非俄罗斯反对派在民权运动中是积极的。当保卫民权行动小组在一九六九年进行第一次抗议时，签名人有四分之一属于少数民族。
但是，莫斯科所制定的实行镇压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有着大得多的直接关系。用七名政治犯一九六九年底所写的一封信里的话说，“由于人们散布民族自决思想就把他们投入监狱，这只会导致激起民族仇恨、敌视和民族疏远……”
这是许多前西方殖民行政官可能悲哀地承认的一种情绪。问题是，苏联连同其无限地更加强大的镇压机构能否使这样一个消极的政策行得通。短期内大概能够。但是已经有一些作家证明，由于克里姆林宫制定的实行镇压的民族政策，一些地区的民族意识增强了。
苏联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故意培养“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观念以取代或支撑陈腐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可能是短期的好策略，但是他们由于借助民族情绪，可能无意中捅了马蜂窝。虽非现在，但是几年内就会感到愤怒的民族主义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