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厅的顾问们（上）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１月１３日一期文章】题：顾问班子（作者柯斯蒂·米尔恩）原文提要伦敦白厅约有３０位特别顾问，他们很少抛头露面，只向任命他们为顾问的大臣负责，但他们的实际影响力比普通议员还大。
每个星期三，英国内阁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都在举行会议。与会的大都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是男性。据一位人士说，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姓名公之于众，也不喜欢别人引用自己的话，但他们的确具有影响力。
这种“特别”或“政治”顾问是一种混血儿：受雇于政府大臣，但薪金由文官部支付。这种顾问既充当演讲稿撰写人角色，也充当新闻官员、私人助手和政治助理角色，但各种角色的比重不一。以前曾在卫生和社会保险部充当约翰·穆尔的特别顾问的梅林达·利比说：“你的大臣希望你充当什么角色，你就是什么角色，必要时你甚至要充当逗乐小丑。”
这些特别顾问是个大杂烩，有汇集在保守党研究部的年轻研究人员，也有像充当赫塞尔廷的顾问多年的艾琳·斯特拉内维尔这样一些心腹。私人关系最为重要。在卫生部，理查德·马什是卫生大臣弗吉尼亚·博顿利所倚重的顾问，据说艾莉森·布鲁姆“非常忠于”就业大臣迈克尔·波蒂洛，而波蒂洛“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先征求艾莉森的意见”。莫里森
·弗雷泽是外交部两位特别顾问之一。他“使外交大臣赫德能及时了解国内的情况”。
政府各部的特别顾问负责监视其他部门的工作，以便本部大臣了解其同僚们的意图，并可以在内阁发表明智的讲话。政府大臣们的特别顾问可以就文官部的建议发表评论；密切注视着新闻界的报道动向；会见各市镇议会议员、压力集团人士和需要见某位大臣但因大臣日程太满而无法如愿的人们。他们还负责撰写大臣们准备在下院发表的演讲稿（公务员也能写）、政治演讲稿（公务员无法写）。在召开政党会议时，他们紧张不安地估量着别人会对自己所服务的大臣作出什么反应。
以前曾在工党政府中任过大臣的巴巴拉·卡斯尔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公务员对她的特别顾问杰克·斯特劳疑心重重的情况。她在书中写道：“让党内积极分子进入具有大臣权力的核心堡垒中来这一主张对公务员来说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不久，官员们便开始琢磨顾问是不是一股不能小视的力量。在詹姆斯·卡拉汉任外交大臣及后来任首相期间，一直是他的顾问的汤姆·麦克纳利先生回忆说，在上面潦草地写着“麦克纳利先生看过了吗？”这样一句问话的会议记录送回以后，公务员便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自那以后，文官部便适应了各大臣雇用顾问的环境。往最好里说，这些顾问被视为咨询人员：往最坏里说，他们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累赘。官员们可能会设法同化或排斥局外人（一个典型例子出现在《是的，大臣》连续剧的头几集中；新上任的一位特别顾问被护送到距离他所服务的内阁大臣有数英里远的一个地下办公室去）。但是，以前曾在教育部和就业部担任过常务次官的杰弗里·霍兰爵士认为请顾问的制度很管用。他说：“有特别顾问在身边应付我们不想承担的政治负担，我一向都很高兴。”
他还说：“我所经历的情况表明，大部分顾问非常胜任工作，而且与文官部的步调一致。但也有一些人所起的不是整个顾问班子一员的作用，而是始终与他所服务的大臣保持直接联系，或者有些人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了解与他的工作有关的政府部门。”
有些顾问是作为专家请来的，如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戴维·皮尔斯教授就是一例。他曾在环境部当过克里斯
·帕膝的顾问。财政部顾问通常都是经济学家，但是霍兰认为大多数顾问都是“作为大臣的政党政治意识呆在白厅的”，换句话说就是防止大臣忘了政党的利益。肯尼思·克拉克的顾问之一是有贵族气派的特莎·凯瑟克。她在克拉克在教育部和内政部任职时期就是他的顾问，现在又跟随他进入财政部。汤姆·麦克纳利说：“她显然不是因为她有政策方面的专门知识而呆在克拉克身边的，而是因为她可以随时为克拉克提供他信得过的而且能欣然接受的政治判断。”
也有一些例外情况。迈克尔·霍华德在内政部的助手被称为“一人政策班子”；在社会保险部为彼得·利利充当顾问的彼得·巴恩斯（才华横溢，干活玩命）能清晰地阐述有关养老金问题的政策。以前曾当过白厅顾问的彼得·勒夫（议员）说：“你可以通过与大臣接触的机会影响决策过程，因为你与大臣接触的机会比国务大臣或次官与大臣的接触机会多得多。”
大臣们能看到的文件，他们的特别顾问也能看到其中大部分，包括内阁文件。但顾问们不能出席事关安全的会议，例如不能出席内政部的会议。麦克纳利在外交部和唐宁街１０号当顾问期间不能看“与核问题有关的任何文件”。他可以看到联合情报委员会（它负责向某些大臣提供来自情报人士的情报摘要）呈交的报告，但不能参加卡拉汉与当时的军事情报六处处长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的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