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外交官与中国女子的婚姻（三）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伦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ＦＢＩ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ＦＢＩ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份，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口。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劳伦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劳伦斯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份量质量都不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