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布哈林（四）

我的“蓝鸟”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与布哈林初次相识的情景。那天，妈妈带我去看梅捷尔林克的戏剧《蓝鸟》，回到家中我还一直沉浸在对这部戏的回味中，晚上睡觉时，我梦见了白天戏中出现的猫足有人那么大，我的鼻子不知道被什么碰了一下，我大声惊呼起来：“来人呀，猫！”朦胧中我听见母亲在说话：“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在干什么，您怎么把孩子弄醒了”？我醒了过来，一个陌生的面孔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在这人生的瞬间，我感到我抓住了我自己的“蓝鸟”—追求幸福和欢乐的象征。这就是我初次见到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为了这只“蓝鸟”，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父亲的朋友中，布哈林是我所爱戴的一个人。那时候，父亲的其他朋友，我都用“您”称。唯独布哈林，我只用“你”称。叫他的时候，也只用爱称——尼古拉萨，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大人看待。对此，父母亲很不习惯，总想纠正，但我始终没有改过来。布哈林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对大自然真挚的爱、对绘画的爱好、以及他的博学、他的幽默、诙谐，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我的父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１９１３年，他与布哈林在意大利流亡时就相识了，后来，长期共同流亡在国外。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家从１９１８年开始就居住在“梅特洛波利”，布哈林一直住在我们楼上，直到１９２７年，他搬进克里姆林宫。布哈林与父亲的交往甚深，虽然他们有时会因观点不一致而争论起来，但这从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多年后，在布哈林的要求下，为纪念我的父亲，我们的儿子取名叫“尤里”一这是我父亲的名字。
布哈林常来我家，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一旦他从我们家回到楼上去时，我就会感到不悦。我常常一个人跑到布哈林那儿去，我去他那儿，父亲总是很高兴，父亲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在家，他总觉得是自己的病使我的生活变得忧郁，为了让我得到童年的欢乐，父亲总让我和他的朋友在一起。
记得有一天，那是在１９２５年，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我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写了一封诗体信，信的末尾两句是：“我盼望与你相见，你不在身边，我就暗自神伤”。父亲看过后说：“写得真好！把它拿给你的尼古拉萨看吧”！然而，我又不好意思面交布哈林。父亲建议把信装在信封里，信封写上父亲的名字：“尤里拉林”寄。可我又不同意，决定还是自己去布哈林那几，把信交给他后马上就回来。我拿着这封信，刚踏上三层楼梯，就碰见了斯大林，我知道他是去布哈林那儿的，我未加思索就请求斯大林把信转交给布哈林。就这样，我给布哈林写的第一封探讨爱情的诗体信，经斯大林之手，转交给了布哈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