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里逃生的中国留日学生

【香港《亚洲周刊》１月２９日一期文章】题：死里逃生的中国留学生（作者史乐平）
１９年前，我经历过中国的唐山大地震。我怎么也没想到１９年后又经历日本国的神户大地震！凌晨５点４５分，我静静地享受着睡梦，突然重重地跌到地上。我本能地想挣扎起来，可是怎能与这乾坤之力较量？我意识到地震发生了，今天可能就是我的末日。如果不抗争，就是死。
我披上厚实的鸭绒被冲出房间，在一片漆黑中下楼……终于来到了一楼走廊，但高大的饮料售货机像铁棺材一样挡住我的去路。我又越过这台售货机，才冲出让我惊心的地方——日本樱花银行神户职员宿舍。
过了好一会儿，楼里才涌出大队人马，并传来女人的哭声。哭者是炊事班长藤原小姐，她已负重伤。她们吓坏了，谁也没想到有“安全地带”之称的神户，会突然发生这样的大地震！
我们宿舍的职员全是２０多岁的单身汉，毕业于日本各大名校，经过严格面试被樱花银行录取。为了开展国际交流，我这个外国留学生也住了进来。我问大家，为什么地震过后这么久才下楼来？他们有的说，“因为知道自己住的建筑物够坚实”，有的说，“从幼年接受的教育中知道，遇到地震先要冷静，不要马上行动，宁可先钻到床下、桌下躲起来”。当然，也有一时没清醒的，以及因为箱柜桌椅挡路而不知所措的。
天亮了。人们开始有点安全感了。我这才看清脚下的地面裂开了大缝，私人轿车被倒塌的墙压扁，高大建筑物土崩瓦解，矮小平房夷为平地。各路电车线皆遭严重破坏。
电话亭前，人们排起一列列长队，每队都有十余人。好不容易轮到我，掏出电话卡，却怎么也塞不进去。这时身后的日本人告诉我，说因已断电，只能用硬币打电话，可我手头上哪有硬币！碰到一个善心人，用硬币换走了我那张眼下毫无用处的电话卡。我又重新去排队，好容易轮到我，可这部电话机已吃“饱”了硬币，再多一枚都不肯吃了。
趁余震的间隙，我回到我的家，即宿舍。房内已面目全非，我为找两副假牙，竟用了几十分钟。我在废纸堆里却扒出了电话。好极了，电话没摔坏，而且可以拨通！”一阵惊喜掠过心头。我语调平静地向在北京的父亲简单报告了神户大地震的消息，又给家住本市以及大阪市的四位日本恩师挂了电话。
我居住的神户市东滩区死伤人数为全市第一。在我们宿舍北面的平房和二层楼房皆变成一片废墟。日本人有以公司为家的传统，很多人步行回了公司。其余的人则到废墟找人和挖人。
大家有的锯窗，有的拆门，把家具拖出来，人再钻进去，终于拖出一个小男孩，我们继续挖他母亲。我们把孩子塞进车，再把母亲放在一张矮桌上，抬往医院。沿途很多房屋倒塌，挡住去路，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我们好不容易把女人抬到医院，见躺在“塌塌米”上的伤者已排到马路上。医生对母子俩作了检查，定为轻伤，要到晚上才能治疗。
从医院出来，沿途看见一座火柴盒型的八层大楼从第四层起断裂，救护人员从狭窄的裂缝里挖人，难度极大，连日来日本各报对此镜头予以重点报道。
我问受了轻伤的小杉，这时最挂念的是谁？她说：“我只想怎样保护自己。”我问：“那么，你儿子呢？”她说：“男人都会自己照顾自己。”可是，我这男人，地震时格外思念的，是我在北京的小儿子。在他出生后的十年中，前五年我忙于工作，对他照料极少。后五年我留学日本，还没有回去看过他，心里总是充满内疚，可是我现在还不想向他解释这一切。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
“天山：神户发生了特大地震，爸爸想你。爸爸爱你，希望你健康、愉快。希望你坚强、有志气。爸爸于地震中的日本。”
我知道现在一切都陷入瘫痪，信是送不出去的，但我还是把信投入了邮筒。我不认为自己一定会死，但也不排除什么时候可能会死。所以，我写下了这封信，但愿不会真的成了遗书。
夜幕降临了，恐怖感亦随之降临。我们不敢再回到那座空荡、黑暗宿舍大楼里，于是又来到甲南小学。甲南小学属贵族学校，校舍崭新、坚固，比较安全。
大厅里挺热闹。一般说来，日本人性格内向、安静、封闭，即使聚在一起，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热闹。可是在这非常时期，人们也变了，与生人讲话、分享食物，倒比平日乐观、开朗。
但是神户地震何时结束？白天大家忙忙碌碌，有地震而不觉，可晚上余震总是把大家震醒，赶出大厅。渐渐地，就像故事中喊“狼来了”，喊得太多，便生厌了。小小余震，我们也不在乎了。
说实话，地震影响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计划，但我经历了特大地震，看到了非常时期的日本社会，对我而言，是“得”，而不是“失”。
我无法忘记那些死在这次关西大地震中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叫卫红的女学生，日本天皇伉俪访问中国时，她曾担任翻译。去年１０月，她进大阪大学读研究生，专攻经济学。她是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请来的客人，就住在协会的宿舍内。这次地震中宿舍完全倒塌，人们在瓦砾堆中发现了她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