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东欧的工业化和社会变动》

认为东欧一些国家食品缺少是忽视农业的结果；“专家治国论者”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各级国家机构中知识分子增加，工人的权力削弱；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日益加剧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十五日刊登该报外事记者丹·摩根发自华沙的文章，题目是《东欧的工业化和社会变动》，摘要如下：
几年来，西方已经想出了一种观察东欧共产党“卫星”国的惯常的方法。这一趋势是根据这些国家对于外来苏联统治的反应和它们内部政治分歧与经济改革压力来衡量它们。
麻烦在于，这种观察东欧的方法在抓住缓慢革命的迹象上帮助不大，而这种革命可能几乎像共产党的统治和苛政一样在今天的苏联势力范围里造成许多紧张的局面。这就是工艺、工业化和迅速的城市化对于这样一些国家的影响，这些国家仅仅二十五年以前还是落后的农民的国度。
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四国（还有处于苏联直接影响之外的南斯拉夫）已经从农业社会变成了半工业社会了。另外两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已是发达的了，现在正面临着当时梦想不到的工艺产生的问题。
五十年代时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计划方法曾使东欧各国接受猛烈的工业化，其速度过猛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吸引千百万农民离开他们的茅屋走进工厂。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六八年，东欧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仅只略微少于西欧，那里的下降是百分之四十三。现在，东方集团里唯一有一半以上的人仍在农村的国家是罗马尼亚。
食品的缺少和分配问题已经说明农业是战后时期被忽视的部门，这己由东欧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里所占比重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大体降低了一半这件事中得到了证明。
也许比迅速城市化所造成的这些物质上痛苦更加不吉祥的是波兰官员所披露的情况，即到一九七五年，将缺少五万名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到经济部门工作。
因为东欧工业革命造成的问题堆积起来，看来清楚的是，着重实际的人
——把他们叫做“专家治国论者”、“现实主义者”或者“优秀的经营管理人员”——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
例如，一般认为波兰的“着重实际的人”曾经在一九六九年帮助了使他们国家的反西德政策得到转变。他们认为在较正常的政治气氛里有较大的机会取得波恩国家提供的工艺。匈牙利的着重实际的方针已经得到苏联党领袖勃列日涅夫亲自热烈的赞同。甚至在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共和国这样一些以前政治反动和保守主义的据点，专家治国论者和经理都终于得以自由地使党和经济机构急剧现代化。
现实主义者阶层越过了国界，他们在每一个国家都有政治庇护人。
在东欧权力结构上层的下面，普通党员的特点也在慢慢改变以反映每一个国家由于工业化引起的社会组成的变化。几周前披露的关于匈牙利党组成情况的统计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事例。这些统计表明，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脑力劳动者”（专门技术人员、工程师、职员、官僚主义者）赶上了“体力劳动者”。几乎同这件事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在各地区组织和基层组织的领导岗位上，“知识分子或专家”的数目现在超过了体力劳动者，几乎是二比一。……而且持有党证的共产党员只有百分之一点四是在从纳粹统治下获得解放以前入党的。
这所意味着的是，在东欧，不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对党和国家机构的掌握由于需要技术这种冲击而开始削弱。
相当清楚的是，工业化和相对的富裕已经使东欧社会各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而不是减轻。例如，在匈牙利，工人们抱怨，奖励创造性的新刺激制度对经理和农场管理人员最有利。
在南斯拉夫，政治家们一直警告说，经营上的“专家治国论者”已经在取得对工厂权力的垄断上走得很远，因此正在削弱铁托总统的工人自治制度。
据波兰二位著名评论员说，部分是由于战后工业化的结果，工人阶级可能正在自行改变着，以致它同新的中坚分子——党的儿女的年轻“居功阶层”经营管理人员不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一九四五年以来迅速扩大了的中等阶层不和。
他说，“对社会改革的抵抗不仅来自已确立地位的官僚主义者，而且来自新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从农民转过来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因此仍然接近于波兰农村的天主教保守态度”。
另一位波兰记者说，“麻烦在于，我们想要经济改革。但是，我们也想要设法保持平均主义制度。但是，如何两者都办到？”
这个问题一直使东欧仍然认真对待意识形态的一小撮共产党人感到烦恼。例如，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激进学者一直在告诫要提防他们有许多人所属的“新阶级”拥有特权。但是，他们那些完全享受着这种新的富裕生活的长辈，看来多半并不抱同情态度。
在这十年的其余岁月里，支配着越来越复杂的技术社会的生活现实，大概会向东欧共产党统治者的极权主义严酷统治不断挑战。可以想象得到，对于他们的权力，这可能是比作家、知识分子和学生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有的抗议都更严重的挑战。